陶行知的故事31：学校里谁也无权搞特殊 南京晓庄师范开办时，学校聘请了一位高姓校工。陶行知很喜欢这位校工，觉得他虽不识字，却耿直率真，颇有诗人气质。当时曾有人建议解聘该校工，对这一提议，陶行知断然拒绝，并说“他也是我们当中一个，决不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当听说这位校工不听调度后，陶行知即刻写一信给他，真诚地奉劝他要尽本份、守职责。 陶行知说道：“我们主张人类平等：校长和校工一律看待，吃一样的饭，一样的要尽本分。校长不尽本分，校长的饭碗便要打破；校工不尽本分，校工的饭碗也是要打破的。”又说：“您倘若诚实到老，尽本分，听调度，帮人忙，和气待人，那您便是我们晓庄理想的校工，也可以说是校工中之圣人，保您有个铁饭碗，永远打不破。您要不信我的话，那便是瓷器饭碗，随时可以打破的。” 在主张人人平等的同时，陶行知很重视培养学生的互助品质，引导学生在说话做事中学习如何商量合作。“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互助即自助，一个人如果没有互助的习惯，他在社会上也是断难生存的。陶行知曾在他所创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寓言小说《古庙敲钟录》中，诗意地表达了他对平等互助重要性的认识。“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1931年，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及其教育的出路在于平等互助。“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是学校组织必须履行的重要使命和责任。陶行知对我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予以批判，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我们应当知道民国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没有人下人。”学校里的一切成员，无论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搞特殊。 陶行知的故事32：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常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并强令各报必须刊登。当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也收到了这份启事。他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先生的化名，事关重大，他一时难以决定，便立即找来陶行知先生商议。这时陶先生应史量才之聘正担任《申报》总管理处的顾问，协助《申报》实行革新计划。史量才说：“这启事来头大，不登恐怕不行。”陶先生将启事反复看了几遍，发现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有明显的漏洞。陶先生果断地说：“压两天再说，你看如何？”史量才点头同意。上海各报都被迫登了这份启事，人们争相传说，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特务见《申报》不登，气势汹汹前来责问，再三施加压力，史量才左右为难。这时陶行知先生已经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处得悉，周恩来先生其实早已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反动派炮制假声明，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妄图瓦解地下党组织。为了揭穿这个阴谋，地下党巧妙地拟了另一则启事，交陶先生送《申报》作为广告刊出。陶先生又立即与史量才商议，在登出《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同时，把地下党拟的一则启事一并刊出，这则启事的内容是：“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致未刊出。”细心的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乃另有其人。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又托人请《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法国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别名）发表重要启事，交陶先生送《申报》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至此，国民党反动派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陶行知的故事33：诚挚的友谊 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抗战期间他困居重庆，贫病交迫。陶行知先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请他担任育才学校的历史老师，生活上也对他非常关心。翦伯赞住在一间斗室里，天天埋头写《中国史纲》，经常写到深更半夜。为了提神，他有了吸烟的嗜好。但生活贫困，买不起好烟抽，劣质烟呛得他拚命的咳嗽。夫人关心他的身体，一直劝他戒烟。为此，夫妻俩还闹了别扭。有一次，翦伯赞夫人淑婉要求陶行知先生来劝他戒烟，陶先生深知翦伯赞的脾气，委婉地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看就不必逼着他戒烟了，就让他抽吧，不过要尽量少抽点。”翦伯赞非常感激陶先生的体谅，高兴地说：“知我者行知也！”陶先生自己是从不抽烟的，也谢绝朋友敬烟。但为了能让朋友翦伯赞抽上几支好烟，他开始接受别人的敬烟。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敬了陶先生一支烟，陶先生一看，是大名鼎鼎的骆驼牌香烟，他高兴极了，立即用白纸包好，并写了一首小诗，托人送给翦伯赞先生。这首诗写道： 抽一支骆驼烟， 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翦伯先拿起这支骆驼牌香烟，心里非常激动，他由衷地感激陶行知对他的关心和鼓励。以后陶等待经常给他送来香烟，目的是希望他能好好工作，为人民多写出一些好文章。抗战胜利后，两人约好一起到上海，陶先生对他说：“上海的民主气氛浓厚，上海的青年也富有朝气，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陶行知先回到上海，讲好第二天派学生到车站接翦伯赞夫妇。但当翦伯赞夫妇到达上海北站时，在出口处迎接的却是陶行知。陶先生亲自领他们到一个朋友家里暂住，这里的房子宽敞舒适，翦伯赞很满意。过了几天，翦伯赞夫妇去看望陶行知时，却见他住的那间小房子才十几平方米，摆了一张大铁床和一张方桌后，剩下的空间已很狭小。加上窗户朝西，房间闷热，实在让人难以久留。但陶先生对此毫不在乎，只一个劲问翦伯赞夫妇住的地方是否称心。陶先生心里只想着朋友，唯独没有自己，翦伯赞的眼睛不由的有一点湿润了。不久，夏天到了。翦伯赞夫妇觉得住在别人家里总有点不方便，怕给人家带来难处，便一起想办法找房子。但手头没有资金，哪里找得到合适的房子！这时的翦伯赞由于贫困，缺少营养，已得了黄疸病，心情十分烦躁。一天，翦伯赞夫妇去看陶行知先生，想诉诉苦，解解闷气。到了那里，翦伯赞一坐下就大发牢骚：“我们在上海简直是多余的人，上海人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黄金！”陶先生笑着问：“你是不是为了房子的事不耐烦？”翦伯赞夫人淑婉把最近找房子的情况说了一通，陶先生说：“其实你在我朋友家中多住几天也没有关系。”淑婉又说：“主要是天气热了，总有些不方便，怕人家讨厌。”陶行知开始说笑话了：“没有结婚以前，一加一等于二，结婚以后，一加一等于一，你们虽然是两个人，不是等于一个人吗！”接着陶先生又说：“不要着急，房子会有的。时局好了，当然会有房子住；时局坏了，也会有房子住。”翦伯赞感到奇怪，问：“时局坏了，怎么也有房子给我们住呢？”陶先生笑着说：“时局坏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给我们住吗？”翦伯赞听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心头的愁闷也烟消云散了。后来，翦伯赞终于病倒了，第一个打电话问候的是陶行知；住进医院后，第一个派人来看望的，又是陶行知。从住院到陶行知逝世的前一天，陶行知每天都打电话给翦夫人淑婉询问病情，而且每隔两天，总要派人到医院看望翦伯赞。当他听说翦伯赞没有蚊帐，便将自己用的一顶旧蚊帐和“滴滴涕”送去当听说没有钱交医药费，又先后送去法币40万元（其中20万元是冯玉祥和一些朋友捐助的），一直到陶行知逝世前两天，还派自己的二儿子陶晓光送去十包“幸福牌”香烟。陶行知突然去世后，翦伯赞怀着沉痛的心情买了一个花圈，在夫人和医生的搀扶下，赶到殡仪馆，他哭倒在陶行知灵前…… 陶行知的故事34：请木匠当老师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 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 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陶行知的故事35：活的生物课 晓庄一带草丛里蛇很多，经常有人被咬伤，不仅农民怕蛇，师生们也怕蛇，迷信的人还说是“蛇娘娘”作怪，碰不得的呢。 晓庄学校的生物指导员姚文采找到陶行知：“我想要进行一次蛇的教学做，让大家会辨别有毒无毒的蛇，懂得预防和救治的方法，打破恐惧和迷信的心理，你看怎样？” 陶先生很赞同：“好的。我想，师范生将来出去都要到乡村办学，乡村蛇多，怕蛇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交给师范生蛇的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捉蛇的本领。文采，你试试看吧！” 姚文采专程到夫子庙请了两位“蛇花子”来给大家上课。“蛇花子”把师生带到山里，只见他们仔细地观察草丛，一发现动静，飞快地扑上去用手按住“七寸”，然后一手抓住蛇尾，拎起来用力摔几下，没有几分钟，刚才还吐着血红舌头、狰狞可怕的蛇就散了架，成了软绵绵的一根绳子。反复几次以后，胆大的学生开始跟着学捉蛇，石俊同学学得很快，一个人就抓了几条蛇。原来，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把捉的蛇带回学校，“蛇花子”又接着讲了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别，讲了常见蛇的种类，什么青竹蛇、火赤链、眼镜蛇、蟒蛇、水蛇等，还讲了被毒蛇咬伤后怎样自救和急救，用哪些药来防治等。 许多人听得很有兴趣，提出不少问题： “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 “蛇怎么能吞得下大老鼠呢？” “蛇怎么生小蛇呢？” …… “蛇花子”抱歉地说：“这些我们就说不清楚了，还是请教你们的先生吧。” 姚文采忙叫大家安静下来：“刚才提的问题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来研究解决。关于'蛇’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以后，他们又上山捉了好几十条蛇，并分别放在笼子里，写上名称、特点、有没有毒和被蛇咬伤后的防治方法，还举办了“蛇展览”，供大家参观。 来看“蛇展”的农民很多，他们问：蛇是不是神怪？有没有'白蛇娘娘’？看见两头蛇会不会倒霉？师范生都做了回答。石俊同学还把蛇围在脖子上，缠在腰里戏耍，解除人们对蛇的恐惧心理，既破除了迷信，又普及了科学知识。 …… 晓庄的生物课教学真是既丰富又有趣。陶先生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的生物课！” 陶行知的故事36：“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陶行知先生经常用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勉励学生，并处处为学生作表率。 有一次，有学生给他的诗歌、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他听了特别的高兴。其中，有位小学生把他的诗句“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把“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中的最后一句改为“木头人”，他知道了不仅不生气，还给与肯定，说：“这也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陶先生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人表明：真理才是唯一可追求的，在老师与真理之间，首先要尊重的应该是后者。 陶行知的故事37：小孩自动教小孩 晓庄师范学校被封闭后，几所乡村小学与幼儿园也被关闭，许多农村孩子又失学了。 1932年8月，晓庄的孩子们听说陶行知要在上海办一所让贫困孩子学习的乡村工学团，他们高兴极了，就一起给陶行知写信，希望能来“工学团”学习。 陶行知很快回了信：“你们来了，但你们的同学怎么办？晓庄有成千的孩子怎么办？为了你们都可以上学，我教你们个办法，那就是自己干，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边教边学，这样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吗？”同时，陶行知还写信请当地的农民陈金禄、董云龙等来帮助小朋友自己办学。 就这样，孩子们开始自己办学了。他们推选了胡同炳、陈云金、陈仪珍等10位同学担任小先生，农民们也推选了陈金禄等10位老农帮助管理学校。1932年9月4日，以孩子们当老师，古庙当教室，农民当“校董”的一所学校诞生了。开学那天，就来了80多个学生。 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马上派人到晓庄来看望孩子们。当他得知学校办得井井有条，很受孩子们和农民的欢迎，兴奋极了，马上提笔写信鼓励他们：“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事，你们这个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创举。”还特地写了一首诗： 一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陶行知还亲自为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儿童自动学校”，还写了两幅字，一幅是《手脑相长歌》，一幅是《自立歌》。 收到陶先生的来信，孩子们高兴地抢着传看。有个孩子提出：“大孩自动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后来陶行知知道后，他在发表这首诗时把“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了。 “儿童自动学校” 办起来后，学生不断增多，学校规模也大了，陶行知就把10位小老师编成两组，轮流到上海的“工学团”学习深造，农民们说“陶先生还叫种田娃'留洋’呢！” 在学校2周年校庆时，陶先生还派人给送来了2000多册儿童读物和一台收音机，并专门请人到晓庄来放电影，3周年校庆时，陶行知还特地写来了祝词： 紫金山为笔，青天为纸，乌云为墨，动手来写字： “立大志，求大智，做大事。” 陶行知的故事38：拆表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热情地让她坐下，又倒了一杯茶给她，问道：“怎么不带儿子一起来玩？” 这位夫人有点气乎乎地说：“别提了，一提就叫我生气。今天我把他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陶先生惊异地问：“这是为什么？你儿子很聪明，蛮可爱的哩！” 朋友的夫人取出一个纸包，里面被拆得乱七八糟的一块手表。这表成色还很新，镀金的表壳打开了，玻璃破碎，连秒针也掉了下来。她生气地说：“陶先生，这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他才七八岁，就敢拆表，将来大了恐怕连房子都敢拆呢！所以我打了他一顿。” 陶先生听了笑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 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 陶先生摇摇头。 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陶先生把拆坏的表拿过来，对夫人说：“走，我们上你家去，见见这个小'爱迪生’。” 到了朋友家里，陶先生见到那个孩子正蹲在院子的大树下，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夫人一见又来了气，正要骂他，陶先生立即劝住了。 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开来呢？能告诉我吗？” 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里的嘀嗒嘀嗒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我错了，不该把手表拆坏，惹妈妈生气。” 陶先生说：“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你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 孩子又望望妈妈，说：“去店里干什么？” 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 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 陶先生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一元六角修理费。 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知识。”师傅同意了。 陶行知和孩子站在旁边，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嘀嗒声。孩子高兴地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 陶先生临走又花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陶先生把孩子送到家后，孩子立即跳呀蹦的跟妈妈说：“妈妈，伯伯买了一只钟，让我学习拆装呢！” 那位朋友的夫人不解地问：“还让他拆啊？” 陶行知笑笑说：“你不是问我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吗？我的办法说是，把孩子和表一起送到钟表铺，请钟表师傅修理。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修表匠成了先生，令郎成了速成学生，修理费成了学费，你的孩子好奇心就可得到满足，或者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咧。” 陶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孩子拆表是因为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其实就是一种求知欲，原是有出息的表现。你打了他，不是把他的求知欲打掉了吗？与其不分青皂地打一顿，不如引导他去把事情做好，培养他的兴趣。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就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我们应该学习爱迪生的母亲，那么理解、宽容孩子，那么善于鼓励孩子去动手动脑，这样，更多的'爱迪生’们就不会被打跑、赶走了。” 夫人听了恍然大悟，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诚恳地说：“陶先生，您说得对，太谢谢您了，我今后一定照您的办法去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