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 巫宁坤等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9年11月 文/李雾 奉编辑旨令，给青年学生推荐几部文学作品。当然，荐书只对爱读书却还没有读过某类书的人有用。如果你喜欢读中国小说，但又觉得法国小说太啰嗦，俄国小说里的人名长得记不住，德国小说经常讲哲学，英国小说那种明赞实贬的暗讽很难懂，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为你写的——读过不少国内著名作家的小说后，可以考虑读点国外名著作家的作品了。 笔者拟推荐德、法、英、俄、美五部小说。第一部是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1999）。你或许会说：噢，一个浪漫爱情故事。其实，也不完全是。当然，你完全可以当爱情小说读，这是读者的自由。本文只是说明笔者的推荐理由，仅供参考。 维特为什么自己觉得竞争不过意中人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后两人已经订婚，在全民信教的时代，这就相当于结婚了。但维特觉得自己确实不如阿尔伯特，这在情敌间很罕见。而且，绿蒂显然跟维特更有共同语言，他俩的文学品味更接近。为什么维特仍然自卑？歌德没有明讲，答案或许在阿尔伯特所佩戴的手枪上——这是身份的象征，阿尔伯特是个官员。德国人曾经很像我们的一些市民，对官员有一种势利性的尊重。 维特曾经有机会离开令他感情绝望的绿蒂。他拒绝了和朋友一起做生意的邀请，选择去当大使的书记官。维特不在乎钱财，他更想要社会地位。但是，在一次外交官的聚会上，他却被人请了出去——因为他出身中产，不够资格与贵族同席。维特感情严重受伤害，他愤而辞职，重又回到绿蒂居住的村镇。然后就有被绿蒂关在门外的一幕。维特借了阿尔伯特的手枪，在圣诞节自杀。基督教徒自杀是违反教义的，何况故意等到时钟敲过12点、进入圣诞日了才自杀。所以维特的葬礼就没有教士参加。小说暗示了维特对基督教道德的抗议，而且暗示了维特是被“身份”（阿尔伯特的手枪）杀死的。 “维特”出版于1774年。中产阶级的财富在增加，中产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但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仍然找不到上升通道，以舒解他们积蓄的能量。维特他们只能转入状似疯狂的爱情，所以歌德的“维特”一时风靡。到了司汤达出版《红与黑》（罗新璋译，漓江，2012）的1830年——这是第二部要推荐的小说——法国大革命早已结束，波旁王朝已经复辟，但贵族制度被革命打碎后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并未消化，法国社会仍然动荡不安。《红与黑》出版当年，有1930年的七月革命；两年后，又有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所描写的1932年的六月革命。 书名中的“红”指军装。这是拿破仑的道路，以武力取帝位。拿破仑虽然失败，却仍是当时欧洲年轻人的偶像。不但《红与黑》主角于连如此；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俄国年轻人也是如此，即使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平民也能当皇帝，这就彻底解放了年轻人的自我想象力。于连只是木匠的儿子，在身份重又固化的复辟时代，他当不了军官；升上社会高层的惟一办法是披上教士黑袍——也就是书名中的“黑”。 但于连并未能坚持这条“黑”路。他在侯爵家当秘书，受到社会地位远高于他的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蔑视。于连感情严重受伤害。他很法国人地将感情挫折当作人生最大失败，把往上爬的阴谋诡计转移到情场上。他的求爱策略很成功，甚至使玛蒂尔德怀孕了。在贵族至少要装作服膺基督教道德的复辟时代，侯爵没有办法，只能将女儿嫁给于连，而且要嫁给一个有身份的于连。侯爵不但赠送于连一大笔资产；还为他改造身份，谋了个军官头衔。 我们的主人公，人财两得，又似乎实现了童年走“红”路的梦想。但是，一封告密信揭露了于连昔年的荒唐。被激怒的于连，犯下了杀人罪。尽管于连拒绝教士的临终祈祷，玛蒂尔德仍然安排了众多教士护送棺材。于连并不真爱玛蒂尔德，但他无法对抗玛蒂尔德背后的体制。 于连的偶像拿破仑的失败，关键是1812年入侵俄国时军力受损。1814年，俄国军队带着胜利的微笑进入巴黎，俄国势力深入欧洲腹心，却也把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瘟疫”带回俄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农奴解放令——有史家评道：这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影响。第三部要推荐的小说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人民文学，1979），就出版于农奴解放的第二年。 俄国社会相对落后，当时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求上进的平民青年，都是学而优则成为贵族不屑作的教授、医生，或艺术家。他们像《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罗夫那样，可以在贵族宴会上夸夸而谈，可以拜会省级官员，可以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尊重，但他们仍然被贵族瞧不起。求爱被拒绝；就连决斗，对方都觉得不相配，辱没了自己身份。这是社会阶层变动时期的特点：表面上，旧的界限似乎被打破了，各阶层的人混合在一起；但根基上仍然互相隔离。 农奴都解放了，掌握着新知识和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却仍然压在“玻璃屋顶”下。他们中的一部分，如巴扎罗夫，成为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国家的，宗教的，家庭的，道德的，等等。最激进的则成了立志推翻沙皇的革命家。巴扎罗夫倒没走得那么远，他只是拒绝与体制合作，在远离政治的乡村当个贫民医生。后来，他在解剖尸体时割伤手指，得了败血症。巴扎罗夫拒绝教士的临终祈祷，但父母在他死后，还是安排了宗教仪式。 每个国家的平民上进青年，都要面临翻越阶层壁垒的困难。在美国也是如此。第四部要推荐的，是1925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译林，2009）。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却有“老钱”和“新钱”之分。而“老钱”们传到后代，往往衍生一些贵族似的做派。穷小子盖茨比当兵时，在肯塔基遇到意中人戴茜。肯塔基非南非北，但乡村地区的风俗接近小说《飘》里的南方，庄园主还是很重家世的。盖茨比知道自己配不上戴茜家的富有和名望，求婚一定失败。他非法致富后，在家里大摆排场，希望以此诱获戴茜的爱情。可惜他的派对，与《飘》中的相比，显得嘈杂粗鲁，戴茜并不欣赏。而戴茜的丈夫，当他指责盖茨比的非分之想时，他最恼怒的，似乎不是对妻子的勾引，而是这勾引竟然来自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正当职业的“混混”。 第五部要推荐的小说，是狄更斯《雾都孤儿》（完成于1839年，荣如德译，上海译文，2010）。英国人的阶级意识更浓厚，但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孤儿奥立弗，尽管曾经沉沦下层，最后终可苦尽甘来，过上幸福生活。因为他本是贵族的弃儿，天生品质高贵。在下层时拒绝为生存而偷盗，就是优良血统的证明。奥立弗不用艰难上爬，时候到了，他的贵族亲友自会来找他。这是英国式的野心，或曰梦想。 你或许觉得狄更斯有点可笑，但他其实也在反映社会现实。 若干年前，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写了本经济史，讨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书名《告别匮乏》（A Farewell to Alms）——显然是套用海明威小说标题《告别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城市很肮脏，瘟疫流行，每代人都有三分之一早死。人口靠流入城市的农民补充。但克拉克钻了20年故纸堆后发现，伦敦市民并非乡下人的后代。根据当年的遗嘱和教堂出生记录，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为上层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后代！当时一个男人平均有四个子女存活，但营养较好的上层家庭平均有八个。仗着生得多，上层的后代逐渐成了居民主体。然后，文化改变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勤劳、节俭、尊重知识、不用暴力解决问题，等等，成了主流价值。是这样一种文化改变推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人最终告别贫穷。 大部分伦敦居民，如果往前续家谱，真的可以如阿Q般自豪：我们祖上也曾阔过的。这是狄更斯小说得以流行的心理背景。而且，只要想到祖上即血统的延续，那么奥斯丁《傲慢与偏见》里小家女子嫁入豪门，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贵妇于仆人处求得满足，也可算是很现实的上升通道：管他婚生野生，下一代总是改换门庭了。 五部小说，反映了五个不同国家里，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困境。上升很困难；即使成功了，暗中仍有各种歧视。年轻人特别难以容忍男女婚嫁方面的歧视，但要强行冲决这一父母严防死守的关卡，代价或许很可观。就算如巴扎罗夫般似乎不在乎任何事，不在乎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乎生死大限，死后仍要被迫遵从现存社会的陈规旧矩。 小说不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提供人生智慧。能否理解及如何应用书中智慧，就是读者的事了。 注：李雾，作家，著有《吾讲斯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