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不错的小说！《偷书贼》-审判死神的人

《偷书贼》是一个讲述书是如何振奋灵魂的令人难忘的故事。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本不错的小说《偷书贼》-审判死神的人。

故事讲述的是9岁小女孩莉赛尔和弟弟在战乱中被迫送到寄养家庭，但弟弟不幸死在旅途中，莉赛尔在弟弟冷清的丧礼后偷了一本掘墓工人的手册，为的是要纪念自己永远失去的家庭。寄养家庭位在慕尼黑凋蔽贫困的区域，大人彼此仇恨咒骂，老师狠毒无情，战火时时威胁人命。莉赛尔每晚抱着掘墓工人手册入睡，恶梦不断。养父为了让她安眠，于是为她朗诵手册内容，并开始教她识字。

学会认字进而开始读书的莉赛尔，尽管生活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却发现了一项比食物更让她难以抗拒的东西——书，她忍不住开始偷书，用偷来的书继续学习认字。从此莉赛尔进入了文字的奇妙世界，让她熬过了现实的苦难，也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读书给躲在养父家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每颗惶惶不安的心，潜移默化改变了原本粗鄙的性情。

对照着战场上万人之间的争夺残杀，莉赛尔藉由阅读与文字所散发的力量，让死神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面收取战场上的灵魂，一面思索人性的深奥：为什么人类一面展现残酷的杀戮，一面又有发自内心的关爱呢？多年以后，死神前去迎接莉赛尔的灵魂。死神坐在喧嚣的大马路旁，忍不住感叹道：“人哪！人性萦绕我的心头不去！人性怎能同时间如此光明，又如此邪恶！”

《偷书贼》是本相当推荐一看的小说，作者马克斯·苏萨克本身简约的文字风格，赋予这部小说一种冷冽、抽离的情感，加上死神的口吻，让读者不断感叹于人性的光辉与险恶之中。孩子们单纯快乐的童年生活中，飘着纳粹的乌云。偷书贼住在天堂街，不断面临生存的压力与思想的桎梏，支撑主角灵魂去面对现实的，不是真正的天堂，而是这些偷来的书！本书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

文/章诗依

《偷书贼》，美国与德国合拍的一部电影，故事的背景是二战时德国的一个小镇，一个女孩被领养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在迫害犹太人的浪潮中，这对夫妻收留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犹太男子，将其藏在自家的地下室。女孩因为给市长家送浆洗好的衣服，得以进入市长家书房，在焚书的熊熊火光燃过德国之后，市长家书架上的这一排排硬皮精装书奢侈得令人难以置信。女孩时常偷偷进入书房，窃一两本书回家，在地下室里与犹太青年男子一起分享。在那黑暗时代，地下室里昏昏灯火下的阅读，成为既温暖又心酸的回忆。

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叙事者是死神。从死神的视角望去，上个世纪中叶的人类愚蠢、残忍、不可理喻。影片结尾，女孩的养父母没有躲过死神之吻，在盟军的轰炸中双双殒身。这一幕死亡场景，最令人震撼和难忘。它突如其来、残酷蛮横，但并不令人恐怖，留给人的只是深深的忧伤。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的同名原著改编拍成，它让人深切体会到，上个世纪曾经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它的人民同样是灾难的祭品。而纳粹上层集团，才是真正的死神。近七十年前，由战胜国美、英、苏、法四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举行举世瞩目的审判，审判所针对的21名纳粹头目，是希特勒的核心帮凶，他们组成的死神团队，把世界同德国一道拖入了地狱。

纽伦堡审判就是针对这群死神的审判。这场意在从死神身上实现正义的审判，历时261天，充满艰辛、坎坷。审判期间，33位证人到庭作证，接受法庭盘讯，61位证人为19个被告的辩护作证。整个审理过程和记录均同时使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4种语言，单是英语的诉讼副本就多达17000页。在准备审理期间，盟军所获取的德国文件中，有多达10万份文件被查看，其中大约10000份文件被挑选出来，作为具有证据价值的文件而被重点审查。

这些数字化的记录，远不足以表达纽伦堡审判的艰辛。纽伦堡审判之后，陆续有研究专著、纪实作品及影视作品问世，它们生动反映了纽伦堡审判的困境、冲突及曲折。其中美国作家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影响较大。2011年，美国出版了纽伦堡审判时担任美方副检察官的托马斯·J·多德的《纽伦堡来信》，是最新的参与纽伦堡审判人员写作的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手材料。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托马斯·J·多德几乎每天都将他的工作情况和对审判的看法写信告诉妻子格蕾丝，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在尘封多年之后问世，让世人可以更加真切地看到，人类在实现正义的艰难过程中，背后如何饱受折磨与考验，亦有多少人性的摩擦与损耗。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正义取得对“死神”的优胜。

1945年9月抵达纽伦堡时，托马斯·J·多德是审讯被告的四位律师之一，也是唯一的平民。审判开始后，因其出色的辩才，多德被美方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提拔为助理检察官，成为其左膀右臂。杰克逊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杜鲁门总统任命其为代表美国的主要起诉人，成为纽伦堡审判的首席公诉人。史家研究，在整个纽伦堡审判过程中，杰克逊堪称灵魂人物，审判基本上按照他拟定的思路进行。

纽伦堡审判的多数时间里，多德都在杰克逊身边，紧密配合其工作，也在紧张的审判工作期间一同旅游、休闲，因此得以观察、记录到杰克逊法庭内外的行止、个性以及审判给其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多德眼中，杰克逊是一位伟大的法官，人格高尚，能力出众，但也有其缺陷，即不善于庭上的盘问。

杰克逊对纽伦堡审判的卓越贡献，已经彪炳于青史。但事实上，对于纽伦堡审判，杰克逊的贡献还在于，他以自己对法治与程序正义的坚定信仰，促成了纽伦堡审判的实现。

早在1943年11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就已宣称战争结束后将对战犯进行审判。但战争结束后，英俄对审判纳粹兴趣不大，它们希望直接对纳粹头目实施惩罚。许多人，包括美国国内，担心从政治角度而言，审判会有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审判会失败，被告会逃脱正义的惩罚；赫尔曼·格林和其他纳粹头目会把法庭作为舞台，利用法律程序，乘机使纳粹之火死灰复燃。

但是，美国坚持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审判纳粹。这其中，杰克逊是力主者之一。在1945年4月13日的美国国际法学会上，他说：“最终的原则是，如果没能证明其有罪，即使不愿意看到他被释放，你也不能以任何司法形式对任何人进行宣判。如果你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处决一个人，那就没必要存在法庭。世界无法尊重一个仅仅用来定罪的法庭。”这一理念，今日看来，仍然光芒四射。

最终，纽伦堡审判坚持了法治。它让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有权利全面审查他们自己的犯罪证据，并运用一切能运用的法律武器为自己申辩。这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胜利者对失败者最伟大的克制。尽管从司法技术层面，盟军方面存在诸多瑕疵与遗憾，但这些都掩盖不了纽伦堡审判的光辉。《纽约时报》记者汉森·W·鲍德温在宣判后的报道中写道，纽伦堡审判“极大地提升了英美及盟军在法律道德上的威望。毫无疑问，这里没有模拟审判，没有已知判决；正义是强硬的、严格的，但这就是正义。”

然而，正义并非可以一饮而尽的琼浆。作为代表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在审判前被批评，在审判中更是饱经挫折与考验。一些美国知名批评家，包括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兰·费斯克·斯通，把纽伦堡审判的构想斥之为“杰克逊的高档私刑舞会。”其他批评者则认为，国际法庭没有起诉战争罪的先例，对于战犯也没有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审判权存在。

甚至连杰克逊自己，在内心中对纽伦堡审判法律基础的正义性也不是没有怀疑。但是，人类应该理性行使权力，在杰克逊心中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律令。

由于不善于庭上盘问，杰克逊在法庭上陷入过巨大的被动，特别是在审判戈林时。戈林反应机敏，记忆力惊人，雄辩滔滔。《纽约时报》报道戈林时说，他“好像很享受审判。他灿烂地微笑着，且不时摇摇头、点点头。”在多德给妻子的信中，他称戈林为“一个迷人的恶棍”。

相反，杰克逊在法庭上的表现却比较失败。著名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目击了对戈林的审判，他在回忆录《一个记者的生活》中详细地描述了庭审的细节。其中写道，杰克逊桌子上堆满了文件，而被告戈林却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狱卒提供的薰衣草色笔记本几段短短的笔记……武装了自己，他经常纠正杰克逊从摆在面前的文件中错误引用的日期和数字。“杰克逊完全失去了信心，而戈林则愉悦快乐，肆无忌惮。”面对强势的戈林，杰克逊只能用咆哮和手势来回应，克朗凯特写道，这让人想起以前他当乡村律师的时候。

“杰克逊的脸都绿了。”许多年后，在克朗凯特的回忆中，这样形容法庭上杰克逊的惨状。在《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当时报道纽伦堡审判的美国记者眼中，审判一度甚至难以为继了。

不过，《纽伦堡来信》中，在多德写给妻子的信里，尽管也承认戈林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但他对杰克逊审判戈林时表现的描写，却远不像记者们笔下描写得那么狼狈，甚至多有赞美。这一点，应该相信旁观者清。多德是当事人，也是杰克逊的追随者。在《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当审判陷入困局时，许多人认为杰克逊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使其未能及时纠正错误。这话不知是否包括多德。历史似乎永远这样充满矛盾。

审判期间，杰克逊曾经大病一场，不得不外出修养。多德给妻子的信中说，他认为杰克逊之所以生病，与在审判戈林时遭受的挫折有关。其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虽然不善于盘问，但杰克逊的演讲水平却是公认的。他在纽伦堡审判开始时做的演说，被认为是一场足以名垂青史的演讲。其中他说：“为胜利而兴奋、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如今虽然复仇的情绪高涨，但都自愿地将已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就是人类理性行使权力的最好证明、人类文明的最高颂歌。”这句话，也堪称对纽伦堡审判历史意义的最佳阐述。

克朗凯特认为，杰克逊不像刮胡刀那样锋利，而这样的锋利正是世界瞩目的审判所需要的。如果说杰克逊缺乏这种锋利的话，那么，托马斯·J·多德却正是这样一柄寒光四射、锋利无比的刀。

在《纽伦堡大审判中》，描写多德的笔墨不多，对他的亮相介绍，笔调中也带有几分揶揄。在珀西科笔下，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多德，被描写为一个在社交界令人愉快、善讲故事的人，他的滔滔不绝使大理石公寓的晚会活跃无比。“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位擅长在镁光灯下抛头露面的天生的政治家。”而他之所以能来纽伦堡，完全是因为其老家康涅狄格州的政治大佬一手促成，目的是便于其以后能入选参议院。多德给妻子的信证明，这种猜测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给妻子的信中，贯穿着多德对自己审判结束后职业生涯的迷惘与焦虑。

对于这位社交界的宠儿，许多人都在等待着看他在法庭上的第一次表演。结果，连对多德的风格不太感冒的珀西科，也不得不在书中承认，多德在法庭上镇定自若，辩才无碍，证明了自己“是位惹人注目的法庭表演者”。

多德对审判的贡献，首先在于在审判前对被告的讯问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材料，在对这些纳粹高级战犯的讯问中，多德显得老练、亲和，赢得了其中一些人的信任。其次，多德在审判中善于盘问，扭转了盟军在法庭上的被动局面。他在法庭上的表现，让克朗凯特想起了“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律师——出色地设下陷阱，让证人承认他们不想泄露的证据。”

阿尔贝特·施佩尔是希特勒的建筑总监和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精明审慎，善于审时度势，他运用高超的辩护策略使自己免于绞刑。在后来写作的《第三帝国内幕》一书中，他对多德的评价是：“尖锐而咄咄逼人”。而德国《明镜周刊》杂志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纪念时，则对多德评价甚高：“当年在纽伦堡法庭上的明星当属托马斯·J·多德，他天赋辩才，能让证据‘唱歌’。”

多德“让证据‘唱歌’”的代表作，是审判中出其不意地出示了一个被绞死的波兰人的干枯头颅。这个头颅是在集中营指挥官卡尔·科赫的书桌上发现的，科赫用这个头颅当镇纸。

多德出示的这个骇人的证据震惊了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心理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但此举也惹来争议。有人认为多德的做法改变了证据的方向，延缓了审判进程。也有人认为多德当着全世界的面出示这些令人恶心的证据不乏哗众取宠的居心。

事实上，多德之所以这么干，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改变盟军检察官的工作方式，扭转盟军在审判中的被动局面。这种被动局面在当时是公认的。开庭不久，《纽约客》在报道中这样评论：“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得差强人意：案件审理已陷入困境，也是因为对于我方提出的指控我们缺乏相关判例。如果继续做一些不相关且冗余的工作，我们最终会使这场世界上计划最周详也最恐怖、最骇人听闻的战争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显得如此乏味且毫无条理。”

这里所说的“冗余的工作”，是指杰克逊等人过度看重从纳粹文件卷宗里找到的证据，这些证据连篇累牍，过于浩繁。在法庭上使人昏昏欲睡，且由于没有善加整理，时常出现前后矛盾之处。多德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够证明纳粹是如何泯灭人性地对待受害者的实质证据上。把深不可测、令人一头雾水的文件原文，变作浅显易懂、甚至画面感十足、令人如身临其境的语言，才会有直指人心的效果。他努力说服杰克逊采用这些做法，同时自己直截了当地就运用起来。

由于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多德很快由最基层的办案人员被提拔为执行审判律师，成为杰克逊倚重的助手。纽伦堡审判结束前，杰克逊致信杜鲁门总统，信中盛赞了当时年仅38岁的多德。这封信很快令多德获得总统证书，并获得自由奖章，同时，多德还被授予了美国最高平民荣誉。

授奖词中说，多德“在检控由美国负责审理的主要战犯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出色盘问，无一不显示出了他杰出的专业技能。他在审判技术上有丰富的判断经验，他对各个法律问题的把握相当精准，而且他的机智和外交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对审判作出了贡献——将来自不同检控国的各国团队成员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进行合作，并且取得了成功。”

在历史性的审判中能获此殊荣，是足以不负平生的。但阅读多德的《纽伦堡来信》，才能了解到整个审判中多德的煎熬与付出。

审判尚未结束，在纽伦堡工作了六个月的多德，原本乌黑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的他，更为思乡怀人之情所苦，在信中，倾吐对妻子与孩子的绵绵思念几乎是每封信不变的基调。

被看作社交界宠儿的多德，内心里敏感丰富，知人论世多有洞见。他的信中，对盟军阵营，特别是美国审判团队的内部矛盾与冲突，有许多切近、一手的记录与观察。初到纽伦堡时，多德对主要来自军方的审判团队的人员评价很低，在他眼中，这些人夸夸其谈，都是追名逐利的鼠辈，他轻蔑地把这些人称为“舞厅军人”。

多德对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参加纽伦堡审判抱有道德上的反感。他认为，战争中，苏联与纳粹一样，犯下了许多违反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苏联人与纳粹是“蛇鼠一窝”，没什么不同，让它来参与审判纳粹，始终令多德感到恶心和痛苦。他预言苏联与西方世界将很快交恶，这一点，与戈林的看法“英雄所见略同”。

多德文笔优美，观察细致，善于讥讽，信中常流露忧伤的调子。他对世事的许多评论睿智机敏，予人以极大的愉悦。比如他说：“在欧洲，生命是廉价的；在苏联，生命是污秽而廉价的，而且越往东，生命就越廉价。”对于被战争毁灭的欧洲，特别是德国，他深怀悲悯和不解。信中他说：“我们更喜欢德国人，而非英国人、法国人和欧洲所有其他种族……德国人是一个很有趣的民族。比如，他们爱花。在这一片废墟和残骸之上，我们能看到花——窗口的花、出售的鲜花、抱着的花以及戴着的花。最近一次晚宴时，我提及此事，一位年轻的英国人说：‘是的，这非常古怪，你要知道德军占领巴黎时，他们买下了所有印有鲜花的照片和印刷品’。”

即使对于自己要与之搏斗的“死神”——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高级战犯，多德私下里也抱有复杂的情感。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对我来说，谴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就算是在这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我仍然能看到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长处和闪光点。而他们拥有这些过人之处却最终走向邪恶，没有真正发挥他们的优势来为善世界，为此我感到非常地遗憾。”

在他眼中，这些纳粹战犯无一是懦弱无能之辈，相反，都是内心强大、意志坚强的铁腕人物，对于这些有思想有能力的人为何追随希特勒为害世界，多德心中充满迷惑。

不过，多德内心是清醒的，信中，他不断向妻子表示，自己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给这些纳粹治罪。他做到了。由于盟军对程序正义的坚持，戈林预言的多年之后，纳粹高官将成为民族英雄、他们的雕像将出现德国大街上的景象，并没出现，而且将永远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