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铁疙瘩”带入现实：《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阿来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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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历时五年创作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荣获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评委会的授奖词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和细致艰辛的案头工作，以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地方史作为典型样本，再现了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阿来发表感言说：“今天，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的对象，成为文学奖项、版税和发行量之下的一个话题，但文学对我本人而言有着更本源、更真切的意义，《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就是我文学追寻中一个小小的成绩。”

《瞻对》以一个瞻对土司部落为载体，追述了该土司部落自清朝雍正八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几近三百年的漫长命运变迁。清廷官兵六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钩沉出来，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艰难而又独特的生存境域，并借此传达了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

“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沉迷于藏地文化的阿来带着这些问题走入田野，察觉到瞻对“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于是他决定解剖这一只“麻雀”，将历史从抽象化为现实的具象。

《瞻对》从“小事一件”写起。乾隆九年即公元1744年，一众三十六人的清兵，行至一个叫海子塘的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驮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夹坝”是一种当地男子为显示英雄气概在腰带上斜插的一种长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宽约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瞻对这个“铁疙瘩”的融化史，我们便可从“夹坝”的演化窥见一斑：从一种刀，演绎为“强盗”、“野贼”，一直伴随几百年，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路通车，又恢复成一种空留下的刀名。“夹坝”这一图腾的变迁，一方面说明“铁疙瘩”民风的演变，另一方面也说明融化的外部条件。现在，“夹坝”已从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隐退了，“康巴红”成为他们注册的新图腾。

贯穿《瞻对》的第二条线索，便是“战争”，这是文学的线索，是历史的线索，是故事的线索。战争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在无数次的战争洗礼中，逐渐走向了民族融合，也逐渐懂得了民族融合的奥秘，那就是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践行与推广。《瞻对》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表面上都围绕战争来写，通过战争的起因、演变，在把干瘪的非虚构历史还原成生动的文学具象，在重构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传奇人生的同时，也将神秘化的宗教思维和天然的“游侠”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更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权力部门的治理思维方式和盘托出，让读者很容易分析“铁疙瘩”融化的得失所在。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既是历史时期人类向大自然拓荒足迹的反映，又是战乱、迁徙、民族融合的写照，地名的演变便是贯穿《瞻对》的第三条线索。古为白狼国地，在隋朝成为附属国，元朝十年（1273）被封“瞻对本冲”，但“海子塘”这一示地地名一直沿用至清朝，便说明了瞻对的原始起点；经历康乾期间的战争，先后分授上、中瞻为长官司、下瞻为安抚司，地名演变为“三瞻”，分而治之的思想显而易见；1911年，宣统置瞻对设治委员，1912年“改土归流”后改名怀柔县，虽然名实不符，但却体现了统治者的一种愿望；1916年又改名瞻化县，“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化”全然是个汉字，组合起来，意思不言自明；解放后的1952年，改名新龙县沿用至今，“瞻对”的藏语称“梁茹”，为雅龙之意，新中国成立后所改，故名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