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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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共鸣》2008年第7期

作者：李承鹏

外公给我的启蒙

我是在两岁的时候启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余文革中蹲点在家，没事干，就教我念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猫”、“羊”来，就以“汪”、“喵”和“咩”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很有点像《武林外传》里秀才的怪声怪气，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学习《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根本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流金镗和方天戟分得很清。

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的。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他幸好会武功。

他是晚清“庚子赔款”公派留洋的学生，才华横溢，与一后来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40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

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先后在燕京女大和北师大、黄埔军校任教，后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右派，我左右都不是人。

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读书越多越反动，臭清高，自寻死路。

他死的那天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的江水里去了，宝瓶口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而且是终身的老师，他那间阴暗简陋的砖瓦房是我第一个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一句话: 凡干某个职业的，穿着一定不要像那个职业，越像，证明他干得就越糟糕。

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后现代主义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头发长是因为没钱剪，也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比如报纸里天天穿着很多兜的摄影背心的记者，多数不是摄影大家，正处于刚刚把焦距调准的阶段；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做姿态引你注意，属于东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干活……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祠惠堂的年糕铺，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市博物馆好像久不见什么文物了，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太阳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当年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基督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战》、《说唐》都有，我记得好多孩子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样子呆若木鸡; 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HI大了冲街边吐，看上去标致而聪明。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去，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认为我的白话文写作“生动”这一课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我听不懂，只记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他个子高高，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可后来他疯了，听说是因为学校分房时领导不想分给他，当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疯了的样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空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我对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状态好了没有。是他第一个带我去图书馆学会借书，地点是科甲巷，他告诉我们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28岁就当了省长秘书，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看很多书，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什么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很多年后，他早不读书了，成为捣腾文物的大佬，据说还和非洲人做乌木的古董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

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好。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发现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层楼，规模不大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二楼上是书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龄都在35以上，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80后甚至90后，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有一天不知怎么两派粉丝就吵起来，差点动手。

我发现三十年间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为那时的人没钱买书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站那儿偷偷拿笔记本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签售的事情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莹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不过这没什么，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只需要知道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当初装修时我就把最大那间做成了书房，沿西那堵墙用木条做了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脚下也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因为一个师兄说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王小波的书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然后是海明威的，然后是海子顾城等人的诗集，然后是武侠，然后是一大堆禁书……不过大多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半拉子读书人虚荣的通病，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你会觉得比聊斋还荒诞，比科幻小说还科幻。

很多年后，我有了一些钱，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比如潘石屹的建外SOHO，比如国贸，比如银泰，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但细了看，其实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正如刘震云先生写的《我叫刘跃进》里的场景，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

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粗暴嫁接。

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里没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