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大名著还是读养猪指南？这是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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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段时间总有人会跑出来，替年轻人特别是小孩子担心和指点读书的问题：哪些书能读，哪些不能读。腾讯·大家的作者朱学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让孩子读四大名著和中国的儿童文学》，编辑问我约稿，想想我恐怕还不敢在前辈面前谈读书问题的，这里也就讲讲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吧。

▍一

有一个笑话，讲的是韩寒、郭敬明和张佳玮三个人各自被关小房间里，只给一本《养猪指南》。韩寒用这本书的空白位置写评论，郭敬明撕了这本书折纸飞机，张佳玮则打开这本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我曾经就这个笑话去问张佳玮本人，他回答我说：“没准还真会去读呢。”当下忍不住会心一笑。《养猪指南》为什么就不能读得津津有味呢？ 假如我要写一篇《猪肉的历史》，恐怕还真得读这样的书。

我读书不算早，识字也马马虎虎，不过因为年幼体弱，小时候老是蹲在一个地方看书，日积月累，也算是胸中万卷了。然而要有人问我的童年启蒙读物是什么，还真不好讲。小地方长大的孩子没什么选择，捡到什么读什么。有时候是在理发店等候的当儿读《故事会》，有时候是蹲在医院排队的时候读《流行病防治说明》，又或者在乡下柴棚里找到一本《木工手册》。暑假在父母单位的职工阅览室读书，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波伏娃的《第二性》——不得不说，可能是书封面设计得让采购小伙觉得这是一本“有内容”的书，发生了误购——和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也有著名的伪科学杂志《奥妙》或《飞碟探索》——八十年代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时候特流行这种读物，小学借阅室最抢手的一套书叫《世界十大未解之谜》。放学我也蹲在收发室，跟退休老干部读读《杂文月刊》和《读者》。凡尔纳的科幻，福尔摩斯探案，林格伦的儿童文学，封神榜和说唐，笔记和志怪，还有各种质量高低不齐的丛书，真要有《养猪指南》，想必以我的尿性也会照单全收，来者不拒。

假如四大名著都有毒，小孩子们读什么不是神农尝百草，《养猪指南》大概是最安全的读物，一不黄色二不暴力，还教育小朋友热爱小动物，猪的全身都是宝！不要歧视猪。

实际上在小地方能有四大名著读的话，家庭教育应该还不算差。身边一般小孩在上学之前，四大名著故事该接触到的早就接触过了。国外有兰姆姐弟改写给小朋友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我则有电视剧、插图本、小人书、评书等各路渠道来接触四大名著故事——小人书插图本看完了还能练习描红，竟和鲁迅小时候看连环画也并无不同。三侠五义里养出来的小朋友，难道就不如四书五经里养出来的三观更正？科学家都讲了，有一定细菌的环境里（比如农场）长大的小朋友更不容易过敏哦。

少不读水浒，少不读三国，实际上十几岁的少年即便真读了金瓶梅，又有什么关系呢？恐怕金瓶梅还不如晋江小黄文给力呢。张爱玲八岁就看《红楼梦》了。搁在国外，八九岁读了《荷马史诗》译本的小孩恐怕也并不稀罕。而越是岁数小，越喜欢抱着大部头的原著装大人。四大名著在小学阶段都读完的同学也并不少，喜欢的地方现在都还背得，也并不劳父母来指教。张佳玮作为一枚特典型的文艺青年，从前一起吃饭，谈笑之间各种作品也是随口就引出一句来。他的阅读看似博杂，底子如何？只看他常爱援引的文学读物，盘点下来给列个单子，四大名著肯定是跑不掉的。此外想必还会有金庸、巴尔扎克、村上春树、昆德拉，以及一系列当年新华书店书架上常销的世界名著，都是打下的底子，攒起的内功。

对，新华书店。当年图书发行渠道有限，造成了好几十年来，大家的阅读路径都比较单一和明晰。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曾经唤起过多少人读保尔柯察金时的共同情感和记忆；又有多少人模仿和练习过《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熟悉苏俄文学到随口背出的人，则大多是六十、七十后的前辈了。而彼时有点才情又喜欢读书的八十后，特别是小地方长大的，年少时几乎都对四大名著中至少其中一本，给叉得精熟，信口拈来。一直等到新世纪前后，国内书籍获取的渠道慢慢多样化，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

且不提黄皮书、灰皮书和手抄本地下文学，从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肯定都记得，文革后重印了一批书，当时买书的人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如今指责“中国人不读书”的批评者也别忘了，这种全国上下对阅读的饥渴和狂热，距离现在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的事。站在那个时代的风口上，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那时候相当一批学者做什么研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开禁后遇到了什么书——比如古英语专家陈才宇，就是碰到了一本《诺顿诗选》，被里面十五世纪的英国民谣所吸引。而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是当年读了外语系接触到西方现代小说，靠着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手册，一路向前成为当时的文学先锋人物。这说起来，倒有几分像武侠里的门外汉，意外得了秘笈，整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混乱无序的茫茫世界里有了一本书，一道光，一个路标，为他指引着走进了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纪德讲：“不停地爬自己的坡，只要这个坡是向上的。”学会读书，可能远比读过了什么书更为重要。更何况，小孩子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性的丑恶，并不是长大了才能承受的。一本书有没有毒，值不值得读，学会筛选和批判思考，这正是读书的第一步。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即使一开始毫无章法，继续求索下去，总会形成阅读的品位和好恶，在人群中一眼发现自己的同道，并最终找到自己的阅读门径，学会构建起自己的知识谱系。

▍二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给了文学经典一共十四种定义，比如“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比如“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虽然写得俏皮又卖力，至今读起来也朗朗上口，然而也不过就是给了14种“为什么读经典”的理由而已。

文学研究里有一个概念叫作“经典化”（canonization）：一个普通的作品，在一套文学体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被构建、推广成为了经典。在这样一个经典被树立起来的过程里，既有各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在夹缠、审核和划地盘，也有书籍出版的管制和规划（比如“重点出版“），辅之以评论和阐释的话语权战争，最后在教材、选本和丛书的编撰中传达给读者和受教育者。这也是为什么当问到“经典的古诗词哪家强”，大家一兜头率先想到的总是中小学教材里被抽查了无数次的诗句。说到底，经典和名著，扒皮见骨给祛魅后，既不是书架上的神明，也并不保证能滋养心灵升华精神，药到病除。读书和一个人的见识、心性和成长，也并不必然要有什么关系。

年岁渐长，如今我不爱跟人谈读书这件事。喜欢看书的人当然给自己保留了很多温柔的小记忆：人生攒了一笔零花钱，跑进新华书店挑花了眼，给自己买的第一套书，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常年让我赊账买书的私营书店老板，好多年后都还记得我在他那里买的第一本书，是法拉第的科普小读物《圣诞科学讲座》。——它们都是好书，也很经典，只是和我以后的人生没什么关系。

▲ [法]罗曼·罗兰/傅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当年赖在书店里蹭书读，跟书店老板赊账买书，每次去外地背很多书回来，也会暗暗跟人比拼读书的数量，四处搜罗屯书，晒购书和读书书单，这些事情年少气盛时一样没少干过。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讲的正是文艺青年往往有“通过占有书籍就能占有知识”的错觉。曾经辛辛苦苦聚了小一万本书，现在送的送，卖的卖。书读到一定程度后还要执念于“读了多少本”，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大量的低水平重复，也不过就是原地踏步。想看什么书就买，也不会为了打折活动而强行凑单，购买并不需要的书籍。这不是说自己已经不爱读书了，而是看开了。想想钱锺书家的书也并不多，大概同理。

在没有一定的积累和形成知识结构之前，读了什么书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也是要很长时段的积累和潜移默化才能形成的。对有些人来说，读书只是滋生了他的狂妄，知识不过是满足了他的虚荣。逼着小孩子硬啃经典和名著，满足的往往倒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刘瑜曾经写过一篇《从经典到经验》，讲述自己当年读博是如何被读不懂的“经典”给折磨，最后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读书过程。可见“要不要读经典和名著”，这件事情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小孩子，头疼起来，倒都是平等的。刘瑜最后的结论是，比起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怀着问题意识，去读一些更为具体的，比如《小议台湾土改》。——弱水三千，口渴时只取一瓢饮，倒也是一条可以理解也更平易的读书路径。“来者不拒”的海量阅读训练，本来也就是PhD训练的题中应有之义。先读下来，再谈理解和取舍。张爱玲八岁就读红楼梦，三十六岁嫁给赖雅后，却曾被赖雅披露张喜欢读些连他都不屑的“外国末流小说作品”。而饱蠹楼里摸打滚爬下来的钱锺书，却喜欢《小人物日记》这样的松弛读物，读起《西游记》来，更是哈哈大笑，毫不顾忌。读书这件事，有人曲径通幽，有人一马平川，各有各自的趣味。每本书构建世界的精神和技术链接，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是从属于不同的个性系统的。

叔本华曾经嘲笑黑格尔：“我青春的同伴是荷马，黑格尔的，则是《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索菲恩斯游记》。”是的，年轻的黑格尔最喜爱的书只是一本完全不入流的平庸小说，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可是黑格尔呀。

▲ 电影《第九道门》剧照，配图与内文无关

文 | 端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