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考舞弊者“胜利”，一个老实孩子就失去机会

好书推荐

一个“枪手”的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江西教育网上，而他从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去过南昌、不可能参加考前体检。

文 | 曾炜

考试舞弊，花样迭出。从最原始的打小抄、传纸条，到前后桌相互抄，再到通过最新的通讯工具舞弊。但随着监考水平、监控技术的提升，这些舞弊技术，很难再发挥出“好效果”了。比如现在有些考场能够实现手机信号临时屏蔽，或者考场安装了摄像头、电子设备检测仪，让很多作弊高科技失去了“用武之地”。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也保不齐会有什么新的技术手段用来考试作弊，而最新的监控手段还无法对付它。不过总的来说，一旦出现什么新的舞弊技术，总能找新的办法来对付。

“替考”这种舞弊手段，也不算是新鲜了，从古至今一直就有，但是这种舞弊手段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舞弊，而是需要依赖替考者、被替考者、组织替考者，甚至监考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替考”有了集体作案的特点，而且经常涉及到个别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腐败。一旦曝光，往往是触目惊心的，顺着里头的利益链条一直查下去，一不小心就会带出一串。比如，2014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查实的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组织者自称是华中科大的老师，而监考老师也参与其中。再比如，甘肃天水高考集体替考案，一共涉及27名考生，山东省阳谷县农业局原副局长霍继刚、原阳谷县一中教师魏成甲、天水市第六中学教师蒋鑫等人参与组织，而且还查出了几个办理假户籍的民警，协助考生报名的学校校长。

可以这样认为，极个别的、利用技术手段的舞弊，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替考”这种舞弊经常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它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一次性参与的人数多，而是这些参与者之间（其中包括学生、老师、家长、监考者、招考者、地方官员等）那种“默契”的相互配合。他们之间越是“默契”，就越是意味着我们眼前所见的、讲究形式公平的考试机制形同虚设。

《南方都市报》昨天用微信公号“现场直播”了一场替考舞弊案，让很多人都震惊了。一位年轻的记者，从2014年11月开始接触第一个高考“枪手”，到昨天亲自参加2015年的高考，历时8个月，把一个运行周密的替考组织曝光于公众眼前。这次被揭露的替考组织异常的神秘。从这篇卧底报道来看，一直到高考的前几天，记者也未能确定这背后是否有一个替考组织的存在。他始终接触到的，只是一位从未谋面的“上线”，直到他前往武汉第一次见到了“上线”，并赶赴南昌见到与他一同参加考试的其他“枪手”，他才确认这背后有个严密的组织。

而且直到现在，这个组织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依然还不是很清晰。比如，替考者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带队的人是谁？替考者的照片为何能进入江西考试院系统？被替考者又是如何与这个组织联系上的，出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是如何分配的，被分包了几次？所有这些问题，使得这个神秘的组织像个卡夫卡式的迷宫一样。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次替考案，同样是一次涉及多方参与、配合的系统性溃败。没有枪手、组织者，以及相关教育部门的内外配合，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枪手”的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江西教育网上，而他从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去过南昌、不可能参加考前体检。除非是替考组织使用了黑客技术，否则相关的负责人很难洗脱参与组织替考的嫌疑。

高考本应是一个程序相对严格的考试。从考生报名，到当地招生办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核，然后相关部门采集考生个人照片信息，再由省级招生办建立考生的电子档案，并根据电子档案制作出准考证，考前由学校将准考证发放到考生手里。考试期间，监考老师会根据手中的电子档案照片核对考生的信息。如果严格依据这套程序运行，可以很成功地堵住试图替考的舞弊者。从多次曝光的替考舞弊案来看，这套程序出现了漏洞，都是因为程序执行者出了岔子，而不是程序本身有什么毛病。

竞争性考试，录取的人数是固定的，一个舞弊者的“胜利”，就意味着另外一个老实孩子要失去一次机会，甚至就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而且，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这种替考案来看，“枪手”往往都是一些本是穷苦出身的老实孩子，而被替考者则是那些家境富裕的小孩。这就造成一个很残酷的局面：本是很会念书的穷苦孩子，却让别的穷苦孩子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考场舞弊挑战的是形式公平，它一旦频繁出现，必然会打击人们对公平的预期。尤其是这种以集体溃败的面目出现的替考案，更是如此。因为当执行规则的人本身参与破坏规则，规则的合法性就会遭受根本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