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地老人为什么会“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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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老人为什么会“讹”人？
近来又一起老人“讹诈”大学生扶助者的事发生，过去几年内，讹人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他们到底是怎么了？说到底还是法律的缺失，因此，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判决这类官司，必须用法律，但法律也得是成熟的。
文/武志红
从南京彭宇案开始，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的事件，成了我们社会的一道道德伤疤。
这类事件中，最惨的是湖南鱼贩王培军和广东河源的吴先生，他们都因扶助倒地老人却被讹诈几十万，最终自杀。
最流行的解释是，“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老人原来是红卫兵，小时混蛋，老了亦然。
对这一说法，我不以为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文学中，老人讹诈帮助者，也是常有的事，那个最流行的解释，是急于给这种不可思议的道德伤疤找到一个最明显的解释。
那些老人及其家人，他们认为，老人摔倒时谁最靠近老人，谁就该为此负责。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讹诈，但至少相当一部分，老人们是真这么认为。记得两次类似事件中，老人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怪身边的人：你怎么撞我呢！其中一个是警察，但恰好有视频作证，为警察洗了冤屈。
一个网友在我微博上讲了她家孩子的故事：
我娃也这样，自己打翻牛奶，必定发火。虽然帮她加满到快溢出来了，她依然哭嚎怪大人加的不够。我对她说知道你打翻牛奶心里才难过，她马上安静了点头，我拥抱她表示大人打翻也会难受，她难受很正常，但发火没用，我们努力补救加牛奶就好了。
小婴儿和成年巨婴的这种心理，概括而言即：要为自己世界的失控，找一个看得见的可控原因，然后攻击对方，以为他们若改变了自己就好了。这不仅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的心理原因，也是中国家庭亲人相残的重要原因。
中国家庭中常见一种事：丢了钱，父母或老人非说是孩子做的，孩子反驳就挨打，但后来钱在其他地方发现。极端情形下，父母会因此将孩子打死，而一些孩子因此而自杀。
丢了钱怪孩子，摔倒了怪扶助者，这两者中的心理逻辑是一回事。

法官如何判案，将决定一个社会人心的走向。
太容易崩溃的人，就很容易找一个人去归罪，因一归罪这个人，自己的世界似乎就可以恢复秩序了。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我们容易视为道德问题，但真相或是，国人中成年婴儿太多了。
若我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遇到这类时，将这一点向对方指出很重要，而不是将对方视为讹诈并反击。可以坚定告诉对方：我知道你遇到了不幸，你有失控的感觉，你很愤怒，你想立即找到谁该此事负责，可我们必须讲证据是不是？
这样做，也会引起当事人反弹，因他们就是要通过归罪一个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控感，若归罪不成，他们就得承受失控引起的崩溃。
国内知名的心理学家朱建军在他微博上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次，有辆小巴车被剐了。肇事车跑了。小巴司机追拦了我的车，说是我剐的。我的车上刚好有陈旧破损，位置接近。当时还有路人证明，说就是我，我百口莫辨，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说明清况。对方则不依不饶，情绪激烈。
我想他是误会，所以努力说明，但他不给我机会说话，强调他穷，修车要花钱。我说能理解你的沮丧，无助，也知道你生活不易，但是我们还是看看证据。他大吼。
我只好不说话，电话请交警。交警来，他仍旧怒气冲冲。交警用技术手段测量，结果排除了我的嫌疑。我以为他会很不满，但他一下子平和下来，并对我说，我知道可能不是你，但我追不上别的车了。
朱建军遭遇的这件事中，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有通过怪罪一个人而处理失控感的心理成分，同时也因他是有意的而有讹诈成分。
老人“讹诈”扶助者，也一样吧，这两个成分或者都有。中国式的很多冲突中，也有这双重因素，这时特别重要的是，作为裁判的司法体系，会怎么做。如果是和稀泥，葫芦僧判葫芦案，那就很糟糕，而如能遵照清晰的法律，那就很不一样。
因此，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判决这类官司，必须用法律，但法律也得是成熟的。例如机动车撞了严重违章的行人，也要为行人负责的法律，也算是这种婴儿思维的延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