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为何搬走宰相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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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三，在都城汴梁远郊的陈桥驿，掌握着全部精锐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一觉醒来，被他弟弟赵光义和一帮军汉摁着“强行”黄袍加身。次日，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没能吃到“破五”的饺子，在即位后的第一个春节变成了在野党。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汴京城里老百姓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正月十五“上元节”架秋千、糊灯笼，听说换了皇帝，只是议论了一会儿，便继续埋头忙手中的活计。管他谁当皇帝，只要这个年能过安稳就行。

国号从“周”换成了“宋”，却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朝臣们还是原来的老班底，宫里的太监、宫女也都没换。没人跳井，没人上吊，甚至连一声像样的抗议或干嚎都没有。在这场山河易色的大变局中，篡位者与退位者的表现非常得体，风度翩翩，温情脉脉，为血淋淋的人类政变史贡献了一幕和谐温馨的画面。

但这并不代表赵匡胤真的如此深孚众望。事实上，10年前，也就是后汉乾和八年，军士们拥立郭威建立后周的“澶州兵变”与此如出一辙。唐朝灭亡不过50多年，而（后）梁唐晋汉周已经换了五个朝代，平均十年一届政府。加上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十国，帝王将相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没有之一。政局不稳的最根本原因是军阀得势，丘八专政。将士们哪天领的工资少了，或者看领导不顺眼了，几个人私下一合计就给换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尤其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陈桥兵变没有流血，是因为此前流了太多的血，人们已经厌倦了杀戮，学会了在刀尖下选择沉默。

爱过才知情真，醉过才知酒浓。作为一个过来人，赵匡胤深切体会到，这是一个实力决定魅力的时代。与前辈政变者相比，他想的更远，也做的更多。从历史表现看，赵匡胤本质上并不是个迷恋权力的人，但他不想换皇帝这样的事情在他死后再次发生，他要设计一种制度，牢牢地把权力攥在自己的手心。

对付兵痞，他有的是办法。这位出生在“夹马营”中，从小摸爬滚打，“一根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乱世豪杰，不仅能杀会砍，而且精通人情事故，了解身边那帮老粗们心里最软弱的地方。

天下初定，他招呼以石守信为首的马仔们喝酒，喝到高兴处却大放悲声，说自己近来严重失眠，有抑郁症倾向，因为你们手里都有兵权，说不定哪天也会被部下黄袍加身，吧啦吧啦吧啦……马仔们内疚得稀里哗啦：老大您说怎么弄吧，哥几个都听您的。赵导演见火候到了，便收了泪水说：不如多给你们点土地财宝，人生一世，不就图个舒坦？带兵太辛苦了。第二天，这些马仔们便集体患病，将虎符印信双手奉上。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杯酒释兵权”。

缴了枪杆子，再抓笔杆子。秦汉以来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宰相管理制度，概括地说，这一制度的本质是皇帝当董事长，宰相当总经理，秦汉的三公九卿、隋唐的三省六部，行政官员都直接听命于宰相，宰相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力和管理体系，典型的现代“职业经理人体制”，客观上形成了对皇权的有效制约。有时候皇帝家想盖个屋子，都会被宰相否决，皇帝的诏书上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连个内部粮票都不顶。

当然，遇到霸气的皇帝，宰相也形同虚设。如汉武帝，与他共事的十多位宰相或黜或杀，几乎没有一个善终。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宰相还是相当客气，在礼节上也是很讲究。

比如，任命宰相时，皇帝要行大礼，叫做“拜相”；汉代的宰相、三公与皇帝议事时，大家都是跪坐在榻上，面前几案上摆放有茶点果盘，叫做“三公坐而论道”；宰相生病了，皇帝还得亲自跑过去送个花篮。

宋朝官员规矩：不入酒肆 不取食四方 不杀士大夫
但现在，赵官家认为这个规矩要改改了。任何对皇权构成挑战的苗头都应当扼杀，在我的地盘上，只能有一个绝对权威。

接下来，赵匡胤导演充分展示了他充满民间智慧和喜剧色彩的创作天赋。

一天上朝，宰相范质（周世宗时代的宰相，老赵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换掉）上书言事，照例坐在椅子上等领导表态。赵匡胤忽然向他招手：老范，我眼有点花，这个字念啥？范质连忙站起来，凑过去指点。等他扭身回到原处，顿时晕菜——椅子没了！

这是整的哪一出？恶作剧吗？范质疑惑地瞅瞅皇帝，皇帝却一脸无辜地瞅着他，二郎腿得意地抖动着。现在，大殿上唯一的一把椅子，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正在皇帝厚实的屁股底下向他传递着不屑和嘲弄。

范质从此再也没见到那把属于宰相的椅子，“宰相立班”自此开始。据说为防止官员们站在一堆儿交头接耳，赵匡胤还发明了长翅官帽，官级越高，帽翅越长，上朝时想说个悄悄话，交换一下意见？小心戳瞎眼睛。

皇帝这么个搞法，让范质着实摸不清套路，他只好知趣地提前退休，把已经改签成站票的宰相位置让给“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从此以后，中国的宰相，或者相当于宰相的内阁巨头们也再没有享受过与皇帝“坐而论道”的殊荣。明朝的宰相张居正牛不牛？皇帝的老师，三朝的阁臣，皇帝也就赐了根棍子让他拄着，就是不给看座。

搬走了椅子这个象征性的物件，赵匡胤再接再厉，将宰相的权力瓜分两大块：设立三司，拿走宰相的财权；设立枢密院，不让宰相参与军事。更绝的是，枢密使由文人担任，以文制武，将军统兵却不能调兵，枢密院调兵却不能统兵，二者互相牵制。打仗时将军必须照着皇帝亲自设计的施工蓝图作业，发现敌情有变想调整思路？行，但你得用八百里快递把图纸送给设计师亲自修改。宋代对外战争总是输的很难看，跟赵匡胤发明的兵制有很大关系。

从人品上看，赵匡胤还算个厚道人，跟前朝的汉高祖与后世的明太祖相比，他的功臣们基本上都能平安着陆，他立的规矩对天下的读书人也很优待，终两宋之世，没有斩杀士大夫的事情发生。但他撤走宰相椅子这事，却为集权政治恶性膨胀开了个头，后果很严重。

唐以前是宰相负责起草诏书，皇帝只是“画赦”；宋以后是宰相拟几条意见，称为“剳子”，由皇帝选定后再草诏。不要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变化，这意味着宰相从一个自主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沦落为看东家脸色吃饭的打工仔，积极性和创造力大打折扣，封建王朝高级管理阶层的集体智慧被权力寡头的独断专行代替，权力失去了制衡，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整个国家越来越依附于一介独夫的个人素质，跟抽风一样时好时坏。

椅子象征着尊重，同时也赋予了乘坐者一份底气和担当。当一个人自以为手握真理，想要慷慨陈辞时，你站着，他坐着，你的窘迫感会油然而生，底气也会悄悄地跑路。从宋朝开始，皇帝们衷心体会到集权带来的幸福感，而后世内阁大臣的政治待遇则由合作伙伴到幕僚师爷，再到账房先生，一步步下降。到了明代，朝庭大臣动不动就被摁在大殿上打得哭爹叫娘，斯文扫地；清代的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干脆跪着，自称“奴才”，成了传声筒和跑腿的小厮。

绝对的权力，并没有带来帝王们期待中的长治久安。相反，由于独裁者的任性和低能，封建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因子慢慢湮没，落后腐朽的一面日渐膨胀，一步步走向制度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