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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考舞弊者“胜利”,一个老实孩子就失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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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枪手”的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江西教育网上,而他从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去过南昌、不可能参加考前体检。
文 | 曾炜
考试舞弊,花样迭出。从最原始的打小抄、传纸条,到前后桌相互抄,再到通过最新的通讯工具舞弊。但随着监考水平、监控技术的提升,这些舞弊技术,很难再发挥出“好效果”了。比如现在有些考场能够实现手机信号临时屏蔽,或者考场安装了摄像头、电子设备检测仪,让很多作弊高科技失去了“用武之地”。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也保不齐会有什么新的技术手段用来考试作弊,而最新的监控手段还无法对付它。不过总的来说,一旦出现什么新的舞弊技术,总能找新的办法来对付。
“替考”这种舞弊手段,也不算是新鲜了,从古至今一直就有,但是这种舞弊手段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舞弊,而是需要依赖替考者、被替考者、组织替考者,甚至监考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替考”有了集体作案的特点,而且经常涉及到个别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腐败。一旦曝光,往往是触目惊心的,顺着里头的利益链条一直查下去,一不小心就会带出一串。比如,2014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查实的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组织者自称是华中科大的老师,而监考老师也参与其中。再比如,甘肃天水高考集体替考案,一共涉及27名考生,山东省阳谷县农业局原副局长霍继刚、原阳谷县一中教师魏成甲、天水市第六中学教师蒋鑫等人参与组织,而且还查出了几个办理假户籍的民警,协助考生报名的学校校长。
可以这样认为,极个别的、利用技术手段的舞弊,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替考”这种舞弊经常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它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一次性参与的人数多,而是这些参与者之间(其中包括学生、老师、家长、监考者、招考者、地方官员等)那种“默契”的相互配合。他们之间越是“默契”,就越是意味着我们眼前所见的、讲究形式公平的考试机制形同虚设。
《南方都市报》昨天用微信公号“现场直播”了一场替考舞弊案,让很多人都震惊了。一位年轻的记者,从2014年11月开始接触第一个高考“枪手”,到昨天亲自参加2015年的高考,历时8个月,把一个运行周密的替考组织曝光于公众眼前。这次被揭露的替考组织异常的神秘。从这篇卧底报道来看,一直到高考的前几天,记者也未能确定这背后是否有一个替考组织的存在。他始终接触到的,只是一位从未谋面的“上线”,直到他前往武汉第一次见到了“上线”,并赶赴南昌见到与他一同参加考试的其他“枪手”,他才确认这背后有个严密的组织。
而且直到现在,这个组织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依然还不是很清晰。比如,替考者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带队的人是谁?替考者的照片为何能进入江西考试院系统?被替考者又是如何与这个组织联系上的,出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是如何分配的,被分包了几次?所有这些问题,使得这个神秘的组织像个卡夫卡式的迷宫一样。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次替考案,同样是一次涉及多方参与、配合的系统性溃败。没有枪手、组织者,以及相关教育部门的内外配合,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枪手”的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江西教育网上,而他从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去过南昌、不可能参加考前体检。除非是替考组织使用了黑客技术,否则相关的负责人很难洗脱参与组织替考的嫌疑。
高考本应是一个程序相对严格的考试。从考生报名,到当地招生办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核,然后相关部门采集考生个人照片信息,再由省级招生办建立考生的电子档案,并根据电子档案制作出准考证,考前由学校将准考证发放到考生手里。考试期间,监考老师会根据手中的电子档案照片核对考生的信息。如果严格依据这套程序运行,可以很成功地堵住试图替考的舞弊者。从多次曝光的替考舞弊案来看,这套程序出现了漏洞,都是因为程序执行者出了岔子,而不是程序本身有什么毛病。
竞争性考试,录取的人数是固定的,一个舞弊者的“胜利”,就意味着另外一个老实孩子要失去一次机会,甚至就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而且,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这种替考案来看,“枪手”往往都是一些本是穷苦出身的老实孩子,而被替考者则是那些家境富裕的小孩。这就造成一个很残酷的局面:本是很会念书的穷苦孩子,却让别的穷苦孩子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考场舞弊挑战的是形式公平,它一旦频繁出现,必然会打击人们对公平的预期。尤其是这种以集体溃败的面目出现的替考案,更是如此。因为当执行规则的人本身参与破坏规则,规则的合法性就会遭受根本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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