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二代的“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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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已经看到30集。我想前30集也许是最值得我看的，因为这30集主要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虽然它的背景是西北地区，其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语言风格和我的家乡——鲁南地区，都差别很大，但是其记述的当地农民的艰难和那个时代的政治灾难却和这边大同小异。所以，观看电视剧，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个年代，把我带回到我洒汗流血的田野，带回到我参加过的学大寨的大会战中，带回到我村一家家漆黑的灶房中，带回到那些朝不虑夕的岁月。我永远不要再过那种日子，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岁月，不会忘记苦难的根源，我也希望后代永远记住那荒唐的年代。

（故乡——拆迁前）

我也想把我的“平凡的世界”呈现出来。不过，我的“平凡的世界”和孙少安们的又有很大不同，因为孙少安头上还有一顶贫下中农后代的红帽子，而我的世界除了同样受穷挨饿，还有一顶看不见的黑色的政治帽子压得不敢喘气，我比他更卑微。

我的命运注定和艰难结缘。我大概于1951年1月出生在山东临沂沂河畔的村子，伴随着举国的红旗。很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统购统销时期，粮食紧缺，爷爷领着我去前街排队购买煎饼。这也是对爷爷惟一的记忆。

下一个深刻的记忆是1957年发洪水，沂河上游有的村子已经决口，我村危在旦夕。夜里，人心惶惶，全家人都不睡觉，摸黑把被褥衣服打好包，随时准备跑到小皇山逃命。不过，后来水势变小了。

1958年，大跃进，我入小学，举办社办班，我被分到社办班，一年级就换了三个老师。三年级时，社办班撤销，合并到公办班，受尽歧视。

吃食堂，家里锅碗瓢盆都被没收。困难的时候，是吃不到孙少安吃的那种有高粱面的黑窝窝头的，那时候如果能吃到那种窝头可胜似美味，吃的多的是坚硬的坏地瓜干面做的黑窝头，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老地瓜秧子掺上地瓜干面子蒸在一起的窝头，还有吃了拉不出来的花生壳粉窝头。天寒地冻，拉着讨饭棍去邻村讨饭，转了一下午，空空而归。（详见《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私史》）

1961年，塌天大祸降，年仅49岁的慈父突然离世，全家陷入黑暗中，不知道路是否还能走下去。

1962年，食堂解散，离饿死的威胁远了一点，但是还是吃不饱。从上小学开始，放学后就要割草、捡柴、放猪放羊。

1964年，正当日子稍微好过，身上长了一点肉，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进村。“四清”扩大化，工作队硬把过去父亲租种别人的地算到他身上，最后给故去的他一顶不戴帽子的富农，还安慰我家人说“和社员们还是一样。”

“一样”是临时的，另类是长期的，其实，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黑二代”。1965年，读初中的我，助学金被取消。新换的叫做“阎王”的班主任是烈士后代，他把我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歧视和无缘无故的训斥压得我喘不开气。二哥的对象也吹了，征兵也不要他。

1966年，初二读了一半，文革风暴至。同学们的歧视升级，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有调皮男孩常常追打我，骂我“狗崽子”。之后，游离于运动之外，回家劳动。文革风刮进农村，一直想入团的二哥遭受批斗。一贫如洗的家两次被抄，弄得鸡飞狗跳，还连累两个姐姐家。抄家的锣鼓声吓得母亲多年害怕锣鼓声。

1968年，学校革委会发一本毛的语录本，写上“支持你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我们毕业了。

弱小的身体，从此正式加入了“战天斗地”的行列。各种农活，各种脏活，我都干过。拉地排车，拉马车，在岭上采石头，去社员家里挖大粪，冬天去外地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睡在人家过道里冰冷的土地上，胳膊累酸了，肩膀累疼了，腰肢累得动不了，手上的血口子向外渗血。

身体上受害，思想上也受毒，吃苦受累，认为是没有落实毛泽东的思想。心里还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经常学习毛选，背诵“老三篇”和毛语录，破草房里还垒了个“宝书台”。

出牛马力，还是缺吃少穿，“丰衣足食”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一年又一年，年年不改变。我渴望改变，可是，似乎没有路。没有路，还是要在荆棘中走下去，还是要生存。为了生存，我参加过哄抢公路边的紫穗槐根；为了生存，我和一些人一起大冬天去罗庄巨大的煤矸石堆上淘煤失败而归；为了生存，我偷偷地搞“资本主义”：编织麦秸辫子、养兔子、贩卖兔子，步行100多里贩卖地瓜秧粉，在雪花中步行几十里贩卖草鞋，去外县贩卖鲤鱼住在冰冷的地瓜屋子里。

（流血流汗的地方）

参加大队的建筑队，修桥、盖房子，每天步行十几里去工地，累得抬不动腿，每天提成4毛5。

我也有梦想，为了梦想，我自学针刺，可是进不去大队卫生室，虽然大队卫生室那个赤脚医生什么都不懂。为了梦想，我学习钻研农业科学实验，根据调查，写成了《地瓜烂根病调查报告》，寄给省农科院，农科院来信要我去参加学术大会，可是大队却派专业队长代替我去了。

眼看着有关系的青年，不论是几乎不识字的，还是傻了吧唧的，参军了，被“推荐”上大学了，招工了，连考不上初中的民办教师教出来的学生都当了民办教师了，我这个地区一中毕业的都当不上。什么好事都没有我的份。靠“推荐”上学的门堵上了，入团的门堵上了，参军的门堵上了，当工人的门堵上了，连去大队青年专业队干活、当个临时工的门都堵上了！

可是，我还不甘心，我还要挣扎。终于，在当工人的姐夫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在地区水稻试验站打工的活，征得队长的同意，我去当了近两年的帮助搞水稻实验的临时工，每天9毛钱，交生产队7毛。在那里，我发挥了我的学识，并且萌发了爱情。可是，当我经过反复思考，谨慎地写了一封很含蓄的信给她时，她却翻脸了，并把信给一起的工友们看了。求爱成了罪恶，工友们当面声讨我。

1976年初冬，我选择了和两个伙伴夜里出走。远离家乡，漂泊到了黄河岸边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豫西地区的小浪底。帮那里的人采石头，打窑洞。

三九严寒，山地冻得硬梆梆的，一锹下去，震得手虎口疼，胳膊疼，只挖掉一点点土。路上的黄土踩下去都能没过脚面。山风吹来，天空变成了黄色。一天下来，鼻孔、耳孔和头发里都是黄土。我们成了最地道的“黄种人”。土地干硬，挖起来就更费力气。特别是到了深处，土地和石头一样坚硬。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可是我们都热得只穿衬衣，手上的老茧磨掉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茧子加上震动，使得我们的手指上甚至手虎口裂开了许多大口子，血丝往外渗，疼得钻心，下工以后，用热水泡一会，才好一些。夜里躺下，疼痛得血管直跳。早上起床后，手掌和手指都特别的硬。附近的山顶上有一口井，早上，我就到山顶的井里去打水，手指很难弯曲，提水的绳子老是往下滑。

（类似我们在小浪底住的窑洞）

干了半年多，只挣了不到40元钱。获悉老家大队要求快回家，否则取消户口。1977年五一，我只身返乡，路上夜宿徐州，遭遇全国大搜查，夜里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交出了那40元钱。回家后，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大队开大会，令我上台坦白。幸亏文革已结束，才不了了之。

1977年，恢复高考。我争取了报名的资格。冬天考试，我在考试前还在参加农田大会战。落榜是意料之中的。

1978年，决心再次报考。为了梦想，自学英语。为了梦想，我选择了大家最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因为这使我有时间学习。每天，推着肮脏的、破旧的小粪车进城捡粪，车把上挂着10元钱买来的削价收音机，边走边收听英语讲座和新闻，人们投来不解的目光。在城里，除了捡粪，还推着车子去图书馆看书，去一中旁听。推着捡粪车学英语，成为人们传说的一个故事。（详见《推着粪车去赶考》）

十年的艰苦劳作，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让我把仅有的那点知识忘得差不多了。高考，主要考高中的内容，可是，我连高中的课本都没有。知识的缺陷，信息的缺陷，时间的缺少，甚至连可以看书的桌子、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复习提纲了。有的只是渴望改编命运、渴望走出去的决心，有的只是坚强的毅力。坐着在学习，走着在学习，吃饭听讲座，干活心里背诵单词，梦里背诵数学公式，看见报纸，有重要的记在卡片上。我入迷了，废寝忘食，满脑子英语单词和句子，满脑子数学公式，满脑子政治题目，就差走路碰到大树上了。头发长了，屁股磨破了，身上少了肉，可是，脑子里却多了很多东西。

每一步，都是那么难。到了报考的日子，去公社报名点报名，却被告知：不是应届生，也不算老三届，不能报名。我推起粪车，满头大汗跑到县招生办公室，争取到了报名资格。

1978年夏，高考揭榜了。我成了这个有几千口子人的大村子第一个靠考试走进大学的人。我终于走出去了，实现了再次读书的梦想。当然，前面的困难还很多，前头的路并不平坦，但是，走出了这一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成了“知识分子”，可是，这“知识分子”是带引号的，因为，我只是挣得了一个饭碗，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随着形势走，精神上还是奴隶。

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当互联网浪潮到来的时候，在我的夕阳时期，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摆脱了迷信和崇拜，学会了不迷信任何人和任何空洞的说教，我要做一个独立的、追求真理的人。“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为平凡世界里的平凡的人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