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狭小的政治舞台 —— 蜀汉为何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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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受《三国演义》正统观影响的国人而言，蜀汉的亡国自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还记得我初读三国史事时，总是为蜀汉诸多军政失误而恨得紧咬牙关，而潜意识则是，如果没有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失误，则蜀汉大可以维持鼎足的态势，甚至可以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最高政治理想。

的确，看起来有那么多“如果”可以一挽蜀汉的国运：如果关羽不大意失荆州，如果刘备不怒而兴师伐吴，如果诸葛亮北伐时不派马谡守街亭，如果诸葛亮不陨落于五丈原，如果刘禅不投降……总之，蜀汉这么一个大有希望的政权，竟然在三国中率先亡国，这非常不科学，要么是人祸，要么就是运气使然。

说点残酷的。可能没有一件事比这更让蜀汉粉孔明粉无法接受的了：从始到终，蜀汉可能就没有半点机会，既没有长久维持偏安的可能性，而像光武帝那样统一天下复兴汉室更是政治狂想。当然，如果您仅就《三国演义》来纵论三国，那就两说了。

这甚至无关诸葛亮的个人禀赋。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政治评语（“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时，总是很崩溃，其中有一层心理活动是，如果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那种神一般的存在，蜀汉就不会像真实历史中那样悲摧了。

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仔细审视蜀汉的真实历史状况，你就会发现诸葛亮手里拿了多么烂的一手牌，他的表现已是现象级的。当然，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确一般，但即使他真如《三国演义》中那样全知全能，对蜀汉亡国的大势也起不了什么帮助。

那么，为何说蜀汉必亡？或者说，刘备诸葛亮手上是怎样的一手烂牌？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火熄上方谷）

【蜀汉面临的局势：打是找死，不打等死】

第一，从国家实力来看，蜀汉是三国中最弱的一环，甚至可以说，蜀汉和魏吴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国家。对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一开始就坦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从三国后期来看，在天下十四州中，魏国一家就有十州，吴国有扬州、荆州和交州三州（荆扬两州与魏国共有），而蜀汉只有益州一州。在那个时代，人口可能是比领土更为重要的国家实力指标。根据当时的官方资料，蜀汗灭亡时的人口只有28万户、94万人，而吴亡时则有52.3万户、230万人，魏的人口则有66万户、443万人。很明显，吴国人口只有魏的一半，而蜀汉则更只有吴国的一半不到。

这一差距直接反映到军事实力上，蜀汉的军队规模约在10万左右（《三国演义》里动辄几十万大军大战肯定是吹牛），吴国则在23万人左右，而魏国可能在4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吴蜀同盟，两国的军力也不足以灭魏，指望蜀汉单挑赢魏国毫无可能。

诸葛亮在当时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历史悖论当中：蜀汉在三国中实力最弱，如果不在短期内通过开战扩张实力，长远来说必然死路一条，道理很简单，和魏国的实力差距放在那，和平竞赛是没有希望的；但如果打的话，蜀汉与魏国的军事实力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诸葛亮也不以临战指挥见长，数次北伐的铩羽而归已经很说明问题，更何况，与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开战，蜀汉必然是穷兵黩武，国力将在一次次的战争中逐渐减弱。

对此，诸葛亮显然是陷入了痛苦的清醒当中。《后出师表》有云：“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说就是，打是找死，不打是等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奋力一搏以攻为守，“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你或许可以说，在蜀汉没丢掉荆州之前，蜀汉的实力不弱呀。而事实上，在关羽败亡之前，蜀汉也从未占据荆州的全部，荆州内部一直是三国瓜分的态势，并且蜀汉占领的那几个郡还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偏安四川是蜀汉的唯一选择】

更关键的是，荆州本就不是蜀汉有能力长久占据的领土，“失荆州”应该算是历史的必然。而也这就直接进入了“蜀汉必亡”的第二点。

去年刚刚去世的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多次涉及到了这一话题，明确提出“历史上并没有割据益州的人长期跨据荆益二州以成稳定局面的先例”，“在纷争局面下，恃三峡沟通”。

事实上，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曾提出了“跨有荆益”的建国构想，也拟定了从益州荆州两路出兵伐魏平天下的战略规划（“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但在田先生看来，在孙吴已成为荆州支配力量之后，《隆中对》“跨有荆益”的构想已然失去了现实基础，反而会让蜀汉陷入与魏吴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也正因此，诸葛亮于关羽败死之后，很快放弃了这一设想，既不同意刘备伐吴，自己当政之后也与吴交好，守益弃荆。

田先生还说了一句让我有点伤感的话：“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

蜀汉失去荆州不仅在于领土和国力上的损失，对其争霸天下，更造成摧毁性打击：蜀地本就不是一个进取之地，一旦入蜀，就只能成割据之局而彻底丧失了进取的可能性。对此，田先生也说的很直白，“入蜀是刘备唯一退路，入蜀后只能成偏霸而无兴复汉室之可言”。

如果说此前所言“战亦亡，不战亦亡”是蜀汉无法逃避的历史悖论，那么，“入蜀”的利弊得失则成为了蜀汉又一必须面对的巨大悖论。

当然，第二点只是彻底封杀了蜀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可能性，那么，除了实力差距之外，蜀汉偏安四川这一最低限度的要求为何也无法维持下去？这只有交给第三点了。

【刘备急于称帝，丧失了汉室正统】

第三点想强调的是，蜀汉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

从理论上来说，蜀汉才是三国中的正统政权，建国时的国号是“汉”，“蜀汉”甚至“蜀国”只是我们后世“强加”给它的；从刘备个人来说，虽是远亲，但也是正牌汉室宗亲，和汉朝的“继承”关系说起来比曹魏或者孙吴都要来得理直气壮得多。而这也正是《三国演义》所秉持的尊刘贬曹正统观。

我们习惯于接受的逻辑是，刘备虽然实力运道不济，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天下归心。

但事实上呢？

即使刘备曾经因为自己的身份光环与“仁义”获得过所谓的人心，但此种政治资本在他决定登基之时可能已经丢失了大半。

在“曹丕篡汉”的剧本中，所谓的汉献帝禅让自然是一出改朝换代的闹剧套路，曹丕的几次“谦让”假得或许还会让人有生理反应。但无论怎么说，禅让这出闹剧历经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到宋太祖收官为止，如此的经久不衰自然是有其道理的，那就远不是一句欺骗就可以盖棺论定的。

可以这么看，“禅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程序正义”，通过一套“合法”的程序达成篡位的目的，再怎么说，这总比“弑君”要好多了吧。比如看曹丕的禅让剧本，程序完美，忠实的效法“尧舜禅让”的经典议程，不仅附会汉室是尧的后裔，曹家是舜的子孙，还效法舜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也娶了献帝的两个女儿。

多么充满仪式感的“罪恶”啊。千万不要低估仪式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谓伦理道德，正统大义，多么牛掰的政治名词始终要具体体现在“仪式感”之中，没有了看起来或许有点虚伪张扬的仪式感，所谓的合法性就变成了干巴巴的逻辑思辨。国之大事，除了“戎”，就是仪式感爆棚的“祀”了呀。

在这套充满仪式感的“程序正义”履行结束后，天下人心里就算还有什么不以为然，多半也只能半推半就了，再说，汉室气数已尽大家心里都明白，“禅让”正好让自诩的忠臣孽子们找到了一个台阶下，难道还要真的辞官归田，甚至以死殉汉么？

但刘备恰恰违反了这套“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汉献帝只是“禅让”，他还没驾崩，你既然不承认曹丕篡汉的合法性，那你还当汉献帝是皇帝吧，那你怎自己去当皇帝难道不也是“篡位”么？

当然，刘备是有理由的，他可以说他以为汉献帝被曹丕害死了。对此，金文京先生在《三国志的世界》（“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一）中说，有人为了搞政治利用故意散布了献帝被害的谣言，而政治利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刘备即位”。

金文京非常诛心的推断说，刘备肯定是知道汉献帝被害是“误传”，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急着要即位称帝，因为他知道，如果汉献帝活着的消息传开，那时候即位的戏就不好演了。金文京甚至将刘备的即位与曹丕等而观之，“刘备的即位也不过是一场并不高明的戏，而且是匆忙上演草草收场”。

在此多说一句，汉献帝被害的谣言更说明曹丕“禅让”的程序正义，不杀汉献帝，而是给他封个“山阳公”在政治上可以让曹丕免于身陷“弑君”的被动局面，否则反而给了刘备顺理成章登基的机遇。

持金文京这样的看法的人在三国时代应该是大有人在，事实上，在听说刘备即位之后，很多魏国对汉朝仍然追慕不忘的人也大失所望。

刘备在征吴之役遭到惨败之后，逃到白帝城，东吴派使者郑泉拜见刘备。郑泉的话非常直接，说曹丕篡夺帝位，刘备作为汉室宗亲不出兵征伐，而是自己当上了皇帝，这实在让天下失望。

东吴使者没说出口的是，刘备不去讨伐篡位的曹丕，反而去进攻东吴，这哪像是复兴汉室的样子。

总之，刘备“复兴汉室”的伟光正形象基本算是毁了。

当听说孙权决定称帝之后，蜀汉内部也展开了一次大争论。《三国志的世界》一书中说，当时多数人认为应该以大义名分为重，断绝与吴国的关系，因为按照蜀汉的建国方针，自己是汉王朝的唯一后继者，孙权称帝在理论上也属于“乱臣贼子”。

但最后诸葛亮力排众议，决定承认孙权即位，并签订了完全对等的同盟条约。

诸葛亮的决定，当然无可厚非，这可能是当时蜀汉唯一的选择，否则蜀汉可能将面临与魏吴的两线作战，亡国是眼前的事。但这正是蜀汉当时最大的悲剧与历史悖论：不承认孙权称帝的合法性，则覆亡在即；承认合法性，则蜀汉的最后一点“正统地位”与大义名分将随之消失殆尽，从远期看，一个三国中实力最弱的政权，又丧失了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正统”，也只有亡国一途，当然，只是没有那么快。

【四川本地精英也不认同蜀汉】

这还没完。在金文京先生看来，蜀汉不仅对外失去了天下人心与正统地位，对内的情况也很不乐观，“就连蜀本地的知识分子也对蜀的前途持冷淡态度，甚至对魏更有好感”。

对四川本地势力而言，蜀汉本就是一个如国府迁台这样的外来政权，刘备一系在四川不仅缺乏人望，更缺乏根基。刘备去世前后，蜀汉内部本就存在着本土势力（旧人）与随刘备入川的外来官僚集团（新人）之间的斗争。最后，“新人”诸葛亮废掉“旧人”代表李严，才算在表面上平息了这场争斗。

不敢公开作对，但本地势力对蜀汉政权的杯葛却一直以冷战的形式展开。更重要的是，四川本土知识分子尽管没有控制住政权，但基本掌握了蜀汉的舆论，长期散发着各种“悲观论”与“投降论”，各类神神鬼鬼的谶纬与政治谣言纷纷指向蜀汉的亡国。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蜀汉军事失败之前，蜀汉在舆论上已经“亡国了”。

作为本土知识分子的代表，蜀汉大学者谯周也是上述“传谣者”之一。他曾有一段著名的政治预言：“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大意就是说，刘备父子，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就是“准备禅让”，暗示蜀将被魏所取代。

谯周后来写过一篇名文《仇国论》，主旨就是反对蜀汉北伐，认为与其打仗，不如休养生息。这也正是本土知识分子的经典立场：你们外来政权想光复河山，我们也管不了，但这和我们没关系，请不要拖着我们这些本地人一起打仗受苦，再说，你们仗也打不赢。

事实上，这也是蜀汉作为外来政权，失去本地精英支持的一个证据。

谯周人生最重要的出场发生在魏军兵临城下之时。他在蜀汉宫廷商量和战大计之时，力主刘禅开城投降，而蜀汉群臣，竟没有一个人能反驳他的主降论。

陈寿作为谯周的弟子，在《三国志》中尊魏为正统，其原因除了作为晋朝臣子必须维护“魏-晋”一系的政权传承合法性外，还有传说中与诸葛亮的私人恩怨，但陈寿作为蜀人却贬抑蜀汉，不也正说明了蜀汉在本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么？

反观吴国，尽管末代皇帝孙皓有暴君之称，但吴亡之后，吴国知识分子却充满了对吴国的眷恋。比如陆逊的孙子陆机，投晋后写了一篇《辨亡论》，其间充满了吴人甜腻的遗民心态。

既无实力参与天下争雄，又因地理因素所限只能偏安四川；对外丧失了正统大义的合法性，对内又不得本土士人人心，蜀汉的亡国还有什么悬念么？如本文一开始所说，这是一个从建立开始，就注定要覆亡的短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