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观点介绍 1. 关于新中国成立部分：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向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利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在这一结构顶端的共产党人能深入到每个公民中去，安排他们从事新的工作，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维。他们削弱陈旧的家庭体重、结束妇女的低下地位、无视古老的经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文学艺术，从而根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共产党人的管辖达到如此严密的程度，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的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的看做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授以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这一巨大变化影响到整个世界。华盛顿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关注这中国，尤其是在它接入朝鲜、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战争之后....... ....... .... 当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一个极为生机勃勃的阶段时——中国1949年当时的情况就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断言，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一个转折点。 2. 关于五四运动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 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3. 关于蒋的部分描述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 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这些说教在 20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4. 长征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最后， 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 5. 关于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6. 商文明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O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见第一章第2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象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后还要屠杀许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杀死几十人。现在还不清楚，让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隶或战俘——作牺牲品，究竟是为了抚慰复仇之神，还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死去的君主的奴隶和妃妾。 7. 关于三大发明的描述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14 活塞风箱14 拉式纺机4 手摇纺丝机械（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3-13 独轮小车9-10 航海运输11 车式碾磨机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8 轭6 石弓（单臂）13 风筝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14 活动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19 深钻孔法11 铸铁10-12 卡丹式悬架8-9 平圆拱桥7 铁索桥10-18 运河船闸闸门7-17 航海制图法10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3 钟表装置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1041到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8.朝代更迭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Chin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1000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