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村上春树很受J.D.塞林格的影响：从叙事方式、语言习惯、比喻手法、对物质和品牌的关注，尤其是其早慧的少女形象——比如说，我觉得村上的《遇上百分百女孩》，就很有老塞林格的《破碎故事之心》的味道——但是一直拿不出证据，直到前些天偶然读到村上春树在其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一段对白： “东京方言凭什么就应该比关西话高贵呀？” “我告诉你，它们也许是等值的，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东京话就成了日本语的标准语了。其证据就是，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的关西腔翻译并没有出版，对吧？” “出版的话，我肯定买。”木樽说。 我可能也会买的，但是我没吭声。 乌拉！我确认村上是喜欢老塞林格的。 2、 20世纪最有名的两起刺杀案与老塞林格有关。 198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马克·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20世纪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后，坐在过道里，平静阅读一本《麦田守望者》，等待警察前来将他逮捕。 4个月后，里根总统遇刺。罪案现场，警察在凶手小约翰·欣克利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麦田守望者》，书已被翻得破烂不堪。 我很痛苦，不知道是不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作家杀死了我最喜爱的一个歌手。
3、 塞林格的小说中很多让人着迷的句子。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比如： 当艺术家最不好的一点无非是使你经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同上） 自从我四年前来到纽约，我从来没有不开心过，但也没有开心过。说起来，我和纽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都只是活着罢了。(《破碎故事之心》)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同上） 我厌倦于自己不敢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厌倦于自己和所有想惊天动地一番的人。（《弗兰妮与祖伊》） 所有的牌都被做了手脚，以审美为生计的人是没有赢数的（我想这样的牌局也是自有道理）——《弗兰妮与祖伊》 就在我的附近，什么地方——也许就是路边的第一所房子里——一位诗人正在死去，但是同样也在这附近，有人正兴高采烈地看着从自己可爱的身体里抽出一品特的脓来，而我，我不可能永远在悲喜之间疲于奔命。——同上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带这么强烈的喜和恶——同上 4、 1961年9月15日，J.D.塞林格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在这本著名杂志90多年的历史中，登上封面的作家总共不超过10位。这一年塞林格才42岁，他的《麦田守望者》出版10周年。 大约到2014年止，《麦田守望者》的发行量超过6000万册，还不包括各种盗版。据说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书，但我觉得不可信，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应该是某语录。 5、 百科版的老塞林格简介是这样的： 1919年出生于纽约，15岁时被父亲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军事学校，1937军校毕业第二年又被做火腿进口生意的父亲送到波兰学做火腿。 1942年塞林格从军，1944年他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6年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1951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他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发表于1999年，名字叫《哈普沃兹16，1924》。 2010年去世，终年91岁。 在他年轻时最多产的时候，他用了20年才出版了一部短的长篇和14个短篇。 从1953年到他死的近60年的时间，他的“个人履历”几乎一片空白，原因很简单：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买了一块90英亩的土地，彻底隐居了。
6、 关于塞林格，有不少故事： 他一生极少拍照，他的讣告和纪念稿用的都是他惟一公开的一张摄于1951年的照片。导致一度有人认为他和托马斯·品钦（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是同一个人。 有媒体说他只有一只睾丸。 他第二个妻子的女儿说他喝自己的尿、很少做爱。 1945年，他因为”战争疲劳“住院——这通常是精神崩溃的委婉说法。 1949年他为自己写了一个作者小传，那时他已经出名，小传只有三句话：“我已认真写作十年以上。战争期间我在第4师打仗。我几乎总是写年岁不大的人。” 1972年，已经隐居20年的塞林格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耶鲁大学新生梅纳德的文章——十八岁回首人生，主动写信联系她，然后他们住到了一起，然后十个月后，两人分手。梅纳德多年以后写了一本自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塞林格的初恋是美国诺贝尔获奖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而乌娜最终嫁给了喜剧大师卓别林。 他最后一位妻子叫科琳·奥尼尔，是一名护士和康沃尔镇集市主任。 ——好像命中注定塞林格绕不过去姓奥尼尔的，最初的很文艺，最终的很乡土。 7、 塞林格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麦田守望者》。它其中的这段话被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一直在脑子里想像很多小孩在麦田里玩游戏。几千个小孩，没别的——没别的大人，我是说，除我之外。我就站在这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他们不看方向的话，我就得从哪出来把他们抓住。我就整天干这种事。我就想当个麦田守望者。 以及：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就是他为了某项崇高的事业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几句是他为了某项崇高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麦田守望者》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守望者》而被迫辞职。 据说读《守望者》曾经是美国人长大成人的基本标志之一，几乎和拿到驾照一样重要。 受不了粗口的人可以去读塞林格的短篇小说。《破碎故事之心》、《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是非常好读的作品。在书架上有一本他的《九故事》绝对不会让一个人丢脸。 塞林格的作品主题涉及到战争、成长、爱情、困境、宗教……在对他的无数的争议中，我认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评论比较中肯：年轻人对塞林格作品的热爱表明，塞林格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融于时代，他的作品始终指向这个时代与个人心灵间的缠斗。
8、 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隐居半个多世纪，媒体从来没放弃过对他的关注、采访、监视。然而他只接受过两次采访：一次是1974年，为了防止别人未经授权就把他的其他小说结集出版，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另一次是20年前的1953年，他结识了一些当地的青少年，并允许其中一人对他进行了采访。他以为采访将发表在当地报纸（克莱蒙雄鹰日报）的高中版面上。结果文章作为专题发表在社论版上。塞林格觉得上了当，断绝了与那些青少年的交往，并且围着他的地界建起了六尺半高的围栏。 塞林格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非常平和。真的。出版是对我的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我喜欢写作。不过，我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写作。” 说过“我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写作”类似话的作家，数不胜数。但是真正把自己关起来独自写作，不求发表长达50年的作家，全世界只此一个，别无分号。 9、 但是老塞林格绝非不近人情。 有一次，一位妇女带着她五岁的孩子千里迢迢来拜访塞林格，但是老塞不让她进门。然后那位妇女告诉老塞自己的孩子跟着她奔波了一天很累，而且有些发烧。就在那一刻，老塞内心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他让妇女和她的孩子进门，给他们食物吃，还和小孩子玩了几个小时，最后几个人还一起看了马克斯兄弟出品的《骗人把戏》和肥皂剧《我爱露西》。 10、 塞林格几乎没什么朋友。他唯一认可并会一起避开狗仔队碰面的，是同样隐居的《纽约客》前编辑威廉·肖恩。 1961年，塞林格把《弗兰妮和佐伊》献给肖恩。他写道：“我敦促我的编辑兼指导和（上帝保佑他）最亲密的朋友威廉·肖恩——《纽约客》的大天才，长镜头爱好者，低产作家的保护者，华丽文笔的捍卫者，最过于谦虚的天生的伟大艺术家兼编辑——接受我这本漂亮的小书。” 11、 塞林格有几次在作品里提到过死： 一次是在《麦田守望者》里，他写道：我自己万一真的死了，倒真他妈的希望有那么个聪明人干脆把我的尸体扔在河里什么的。怎么办都成，就是别把我送进混账公墓里。人们在星期天来看你，把一束花搁在你肚皮上，以及诸如此类的混账玩艺儿。 还有一次是在《弗兰妮与祖伊》里，他写道：等我死了我想拥有一副值得尊敬的该死的骷髅。 我不知道他们吧塞林格葬在哪儿了。或者怎么处理他的尸体的。但我想如果见到他的骷髅，我一定恭恭敬敬地鞠个躬。 12、 曾经有一个作家写道：每个写作者心里都有一个塞林格。 曾经中国有一支很棒的摇滚乐队，名字就叫“麦田守望者”，他们的代表作《在路上》唱道：总是梦中麦田，守着每一片金黄，丧失我的理想，用生命把它埋葬。 这支乐队这些年也淡出了音乐圈，就像老塞林格似乎也慢慢地淡出了阅读者的视野。 我不知道现在美国人还读不读老塞，还会不会继续把读他的作品，当做是精神上的成人礼。 我只能东拼西凑，写下这篇也许会被老塞骂得狗血淋头的文字。 就因为他长得够帅，写得够好，自我得够决绝。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