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何以获茅盾文学奖？

在评论界一片差评时，《平凡的世界》何以能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迄今为止，有几种声音一直存在。

路遥

1986年初，《当代》杂志青年编辑周昌义拿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手稿，“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接着，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最后，小说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6年底，《花城》杂志社在北京组织评论家开了一次研讨会，除了少数几位，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像是出自《人生》作者之手。研讨会之后，路遥和白描两人去机场，雪下得特别大，出租车打滑没法开，但路遥对这一切都无感，如同身中重拳。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但四年后，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茅盾文学奖的结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拔得头筹。

在评论界一片差评时，《平凡的世界》何以能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迄今为止，有几种声音一直存在，一是有赖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责编叶咏梅的慧眼，二是在1991年这个敏感特殊的时期，现实主义题材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也有路遥“运作”茅奖之说。

叶咏梅也是陕北知青，曾与路遥先后在《延河》杂志社实习。1975年，在《延河》编辑部的小院里，她第一次见到路遥，个子不高，敦实，有点驼背，典型的陕北汉子。之后的多年，虽然同样身处文化圈，但没什么交流。

1980年代初，叶咏梅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做一档“长篇连播”的节目，以广播的方式向大众推送最新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1987年春的一天，在12路无轨电车上，叶咏梅偶遇了路遥。他正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作品得不到承认，精神上也显得有点灰心。两人寒暄时，路遥提起了他正在写的小说。

叶咏梅问他写得怎样，路遥很平静地回答，“你自己去看”。叶咏梅很快从文联出版公司拿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的样书，飞快看完。

“他描写的就是我插队的那片土地，情节就勾动你，人物命运就勾动你，写得特别真实，生活气息特别浓。我是一目十行，觉得这部作品真好。”叶咏梅对记者说。

叶咏梅下意识地开始考虑由谁来播出此部小说。正好曾有过合作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李野墨打来电话。叶咏梅征询了他的意见。

李野墨连夜看完小说，给叶咏梅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这几年去陕北拍片的感受，“一提起那片土地，那群人，我心里头就翻腾……”

在最后呈现出的播音里，李野墨除了一人演绎多个角色，并根据每个角色的成长赋予微妙的声音变化外，还演唱了粗犷、深沉的信天游歌曲。这些带有浓烈陕北风味的歌曲游走在故事之中，深刻地撞击了人的心灵。

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平凡的世界》正式开始广播。

“在陕西大院里，路遥专门拿着收音机，每天在地上一窝，一躺，就在那里听广播，那给路遥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持。”白描回忆。

6月1日，路遥来到北京，给叶咏梅送来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这是迄今为止，“长篇连播”开播以来，收到的最多的观众来信。叶咏梅在播音间对他进行了采访。路遥的嗓音低沉、有点沙哑，带着浓厚的陕北口音。

（路遥原声：mat1.gtimg.com/cul/yangmin2015/11111.mp3）

《平凡的世界》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准时播出，持续了四个多月。然后又在边远地区云南、新疆，以及陕西的省台重播。

曾有人言，叶咏梅对原著冗长繁复的叙述作了大量删减，才使小说最后以轻灵的姿态飞向大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播出效果。叶咏梅坦言，对繁冗的景物描写确实作过少量删减，但主要是根据播出需要，对小说的节奏作了一些必要的广播化处理。

“比如悬念在什么地方，我就断在这了。下集我就从这儿接着说，或者从前面找补回来一两句。”叶咏梅回应。

叶咏梅和李野墨在叶家宴请了路遥。她在市场买了很多鸡、叉烧肉，弄了一桌。她没有察觉路遥的身体已经亮红灯，只是发现他对吃饭没兴趣。叶咏梅最后给他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挂面。

1991年3月，茅盾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时，受邀出席的叶咏梅见到了评委、老评论家蔡葵。叶咏梅记得，蔡葵一见面就说，小叶，你们这次广播可是功不可没，好多评委都是听着你们的广播才知道《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这两部小说的。

“可能正好两部都是由我负责播出，他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当时觉得特自豪。”叶咏梅说。

时任《中国作协》杂志（与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同属作协系统）的副主编雷达与评委们相熟，他记得，小说被广播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委们对小说的价值判断。

而81岁高龄的蔡葵本人则在电话里回应，“是有影响，但并不太大”。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确有其众所周知的特殊性。原本1988年12月就开始评定的茅奖，一直推到1991年3月才公布了最后结果。评委会成员对比第二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作协主席巴金，连任第一、二、四、五届茅奖评委会主席，唯独缺席第三届。

雷达表示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至于《平凡的世界》是否如人所说，是政治安全的选择，雷达认为，《平凡的世界》获奖，并非政治安全的选择，而是与当时的文学环境发生变化有关。

“1989年之后，文学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开始回归，另外，评委会加入了一些老评论家，他们更认同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除此之外，茅盾文学奖也形成了自身的美学倾向，它更偏好宏大叙事、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史诗性作品。而《平凡的世界》正好符合这种审美倾向。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的白烨认为，外在环境的变化是其获奖的偶然因素。“当时的评委有所谓的‘左’‘右’之分，评委们各有自己看重的一些作品，但相互之间又没有共识，相持不下，只好再从别的作品里进行选择。《平凡的世界》因非属任何派系，又因是现实题材，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同，就最终获了奖。”

而其获奖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品直面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写出了置身其中的年轻一代农人的觉醒与追求，奋斗与坎坷，作品有坚实又充沛的生活与生命的内力”。

据雷达回忆，评委会第一轮投票之后，凌力的《少年天子》领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排第二名。但在最后拟定获奖名单时，评委们一致将《平凡的世界》提到首位。历史也证明，《平凡的世界》堪称这一届，也是历次茅奖作品中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强的作品之一。

在学界至今仍有说法，路遥的茅盾文学奖是自己“运作”得来。《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就曾提起他听到的一个说法：路遥获奖的奖金远不够他在北京的活动支出。

《路遥传》作者厚夫曾详细整理路遥年谱，唯一一条牵扯“跑奖”的信息，是路遥写给陕北老乡、文学评论家白烨的一封信。

1991年1月23日，路遥在信中写道：“评奖一事，我尽量不使自己抱太大希望，今日中国之事，随处都是翻云覆雨，加之我这人不好交往人，只能靠作品本身去争取。朱寨、蔡葵、老顾等人虽交往不多，但我相信和信任他们，他们是凭学识和水平发言的……至于其他人，我大部分都不熟悉。在北京方面，我主要靠雷达和您‘活动’了。另外，望兄考虑下，见了阎纲和周明以及炳银、抒雁等老陕，也请他们也能帮做点工作。”

白烨对记者简单回应，所谓的“活动”，“就是了解情况”，“那时候没钱，也不讲钱，茅奖奖金才五千块”。

雷达则说，虽然他当时与评委会成员相熟，但路遥从没有找过他，“跑奖”一事子虚乌有。

周昌义则为路遥鸣不平，“有的作家不用自己掏钱，地方政府一次活动经费就能花上几十万。即使谣传中，路遥所谓的活动，也是微不足道，这也只是衬托出路遥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