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由万科第一大股东宝能系提议的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宝能提请罢免整个万科董事会。 一旦股东大会通过，万科的高管团队将会面临大换血的尴尬，王石、郁亮等高管将面临“下课”。
王石曾说过: 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如今看来，颇有玩笑成真的意味。 无论这次的大风波结果如何，万科与其整个管理层、股东都将被记入中国企业史中，不过将会是一个不光鲜的形象。 作为万科的图腾的王石，在这场“驱王运动”中将如何自处，能否明哲保身，还是个未知数。
在中国这几十年的企业发展史，还有许多具有悲剧色彩的商业领袖们，关于他们的故事，你感兴趣吗？ 王石说：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
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无到有打拼创立这个公司，无论在公司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从某种角度讲也有企业家的领袖魅力。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离开之后这个公司还会怎么样？ ——王石 1999年，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背上行囊，踏遍世界各大高峰，但是，王石对万科的精神引领，从未动摇过。 本书源于时代纪录对王石三年的贴身跟踪拍摄，从大量的跟拍记录中摘取最能体现王石对于万科、特别是对万科的未来思考的言论。 万科如何成为且做好行业领跑者？地产企业如何保持“合理的利润”？企业如何承担起社会责任？本书从经营、制度、产业、利润、社会责任五个角度，为读者呈现王石独到而精辟的管理思想，读者也能从中一窥万科的未来方向。 褚时健传
褚时健，这是一个在中国烟草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这是一位将地方工厂发展成世界级行业巨头的能人，临近退休却折戟沉沙。 十几年后，褚时健的名字因为橙子享誉大江南北，以70几岁高龄重新创业的故事，激励和影响了无数的人，褚橙也被称为“励志橙”。 他的人生几经起落：早年丧父，辍学、烤酒、种地，以此帮母亲谋生；青年，重新求学却遭遇战争，扛过枪打过仗；解放后没能逃脱“右派”的命运，却能埋头搞生产，所在糖厂成为当地条件最好的地方；年过半百，接手玉溪卷烟厂，将其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集团企业，褚时健也成为“亚洲烟王”。然而，巅峰跌落…… 当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已成橙王。拜访、学习甚至膜拜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蜂拥哀牢山…… 88年丰富、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招不断，碰撞不断；他的个人故事紧贴着共和国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有着生离死别，荣辱变换……人生经历当得上“传奇”二字。 在公众的眼光里，他被塑造成一个充满了豪壮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但当《褚时健传》的作者走近褚时健才知道，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 本书试读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 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首富真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仅17岁的他身揣4000元钱随哥哥离开汕头老家北上做生意，在短短的20年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因坐拥巨额财富而三度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2004年105亿元、2005年140亿元、2008年430亿元），但如今，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拘查，这个人就是原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 从1969年到2009年，对于正好步入不惑之年的黄光裕而言，在长达40年的岁月里，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每一次宏大的事件、每一次细微的脉动、每一次兴奋的呼叫、每一次沉重的叹息，都在他个人的生命中烙下了或重或轻的痕迹。这是一段既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某个个体的互相交融的成长片断。 本书全面地展现了黄光裕及其家族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揭秘了这个家族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天下的财富路径； 本书同时详细地披露了黄氏兄弟被拘查事件的前因后果，深入地探讨了如黄光裕一样草莽中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由来和未来去向。 德隆内幕
企业运营的最类端形态——资本运营，是国内企业界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课题。本书以中国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又争议的集团为研究蓝本，追踪它从成功到失败的全过程，在大量第一手内幕资料的基础上，企业在资本运营方面的均衡挑战和极限风险，是20多年来中国企业资本运作的典型案例。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72小时目击、帝国是这样建成的、神话解剖、生死进行时，讲述唐万新四兄弟缔造出德隆帝国的历程，勾勒出德隆18年间快速扩张的全景图，梳理出德隆下属间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以及德隆金融圈的形成过程，剖析德隆帝国的财务机密，挖掘德隆系崩溃的真实原因，聚焦德隆当家人唐万新与唐万里的个人世界，揭开德隆“私生”公司面貌，展示全面真实的德隆。 该书以国外企业近百年的发展轨迹和中国二十多年间的企业发展状态为宏观背景，将中国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又颇受争议的德隆集团置于其中，作为一个微观案例进行深度研究。 本书试读德隆的历史已经有18年，我直到2000年才注意到它。这和我的视野有限以及它的低调有关。可是，当我的目光在它身上稍作停留，立刻就被它深深地“锁”住了：德隆正是让我倍感困惑的典型的“资本运作型企业”。 去年5月，正值“非典”引起极度恐慌的时期，在一次郊外的朋友聚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跟我谈起了刚看过的一本书《战略德隆》。他言谈中流露出对德隆经营模式的强烈好感，其中多少还有些崇拜的意味。他留给我一句印象很深的话：德隆不留恋产业，不停地进行兼并和收购。我自然用我的困惑问他：那么，它（德隆）最终怎么赚钱？他的回答让我更加困惑：继续并购。永远下去。德隆的理想是整合产业，建立庞大的企业帝国。我不禁默然，心里顿时升起另外的疑问：可是，德隆为什么呢？企业不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吗？怎么可能为建立“帝国”而生存呢？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德隆了解太少。不过，这次交谈倒促动我要出版一本研究德隆模式的书。 遗憾的是，那之后半年多时间，我并没有物色到成形的作品。我找到了和我有同样想法或类似困惑的作者，他们或者还在收集材料阶段，或者由于时间问题无法动笔。直到几个月前结识了本书的作者李德林先生。 期间，我关心的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企业界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企业的初级阶段是产品经营，中级阶段是品牌经营，高级阶段是资本经营。另一方面德隆的情况出现异动，2004年3月份传出它的资金链有可能断裂的说法。而且事情发展得很快。4月中旬，德隆控股的“老三股”崩盘，公众的关注度达到了沸点。 曾经德隆
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 《曾经德隆》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国有企业改革从松绑扩权、两步利改税、企业承包到股份制也有二十多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个体户、前店后厂到参与各行各业，占有市场经济半壁江山也有近三十年了；中国金融业从银行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创立发展也近二十年了。 我们希望更多各行各业的参与者、实践者都拿起笔来，追忆过去、总结历史、关注现实、警示未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地狱归来
陈九霖前半生的辉煌写满媒体头条，那是天堂的美景。45岁那年，他由天堂坠入地狱，开始经历人生的炼狱之旅。 牢狱之灾，曾毁掉无数人的前程、信仰、意志、精神，但是，陈九霖是个例外。透过他的狱中杂记，我们看到他的隐忍、坚毅、乐观、自强。 他的人生跌宕起伏，职业之路千回百转，却总能迎风逆袭，充满正能量！ 不论你是意气风发的青葱创业者，还是阅历丰富的企业大咖，也无论你是正经历着困境还是瓶颈，相信陈九霖的经历和阅历，经验和眼光，体会和感悟，总能为你洞开一扇门，一扇窗，一道光亮…… 本书试读在拘留室里，四壁空空如也，凉气像一把尖刀，刺入骨髓，我打了一个寒颤。思绪回到2004年10月1日。在公司期权石油期权是石油贸易的一种方式，是中国航油“三足鼎立”业务（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进口航油采购）中“国际石油贸易”业务的一个产品。期权业务（包括投机性期权业务），在中国航油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中都有规定，而且，公司《年报》也有披露。 出现巨额账面亏损之后，我立即赶回新加坡并迅速召集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市场走向还是有利于我们的，建议留住盘位，请母公司出手拯救，待市场波峰过去之后再伺机处理。 在会议期间，我从位于31层的办公室玻璃窗看下去，一望无际的大海却不足以宽解我的心境，反使我产生了纵身一跃、了此残生的冲动。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之时，不知是谁提醒我给总部打个电话。我就给时任中国航油集团总经理荚长斌打了电话，报告了亏损情况、形成原因和拯救方案，希望母公司伸出援手。 电话里，荚总沉默片刻后，斩钉截铁地说：“九霖，这绝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市场的波动是很正常的，集团一定会全力以赴，拯救公司，我们与你共度时艰，请你一定放心！”那一瞬间，我如释重负，在感激荚总的同时，当着中国航油所有中高层经理的面，嚎啕大哭。 母公司的态度，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孤军无援，还能看到一线希望，于是，我也打消了“乌江自刎”的念头。因为需要保证金，国务院国资委经过酝酿，批准紧急调拨3亿美元。但我国实行外汇管理，拿外汇需要外汇管理局审批。在申请之际，母公司集体决策，并报上级批准，出售中国航油15%的股份，筹集1.1亿美元资金，用于补充中国航油的保证金。 在处理公司危机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大量的时间奔波于英国、美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求爷爷告奶奶，不断说服交易商们，让他们给我时间，并四处筹措资金，探讨解决危机的良方。 百年心事：卢作孚传
十五岁，他因贫困而辍学，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子弟；三十岁，他携家带口，是徘徊在人生岔路上的迷茫青年；四十二岁，他坐拥中国近代较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是资产过亿的大企业家；四十五岁，他手握国家交通命脉，是位高权重的政府要员；五十九岁，他以悲剧收场，身后留下的，不是大笔的遗产，而是无尽的遗憾。 他就是卢作孚，身上有着一大堆的不协调：既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学生，又是眼光敏锐、知识渊博的学者；既是不懂得时髦享受的市民，又是精明超前的实业家；既是没有存款的一介布衣，又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的航运巨头。然而，他的名字却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蔽。 卢作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对经营管理、道德重建有哪些经验智慧？他对社会转型、民族复兴有哪些深刻见解？他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里闯出一片天地？他为何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之人的一致赞誉？他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正经历重要转型期的今天，是彻底拂去那些历史尘埃的时候了。 本书侧重于讲述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演变，结合与其有密切交往的众多民国人物，详细介绍了卢作孚在思想上的探索历程，着重刻画了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是如何养成以及如何毁灭的。 本书试读卢作孚出生于1893年4月14日。他出生的这个年份，距清王朝的终结还有18年。 设若置身于历史现场，便不难感知：这是一个慷慨悲歌的年代。 这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创办自强学堂。“自强”这两个字，在外患频生的年代，有着极深刻的警世意义。 这也是个群英迭出的年代。仅仅在这一年出生的中国现代名人，即有毛泽东、宋庆龄、萧楚女、白崇禧、杨虎城、杨杏佛、梁漱溟、晏阳初、顾颉刚、朱家骅、孙越崎、华彦均等。待到20年后，他们就将与此前此后出生的青年们一道，参与到革故鼎新的潮流中了。 与其说此乃历史的巧合，不如说这是民族自救的必然。这一代人中间的优秀者，不会没来由地、如此凑巧地集合。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于此时才有可能出现。 检点一下名册，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一个各富异彩的青年才俊谱系，可谓璨若明星。除了上述的几位之外，声名显赫者还有：陈独秀（1879年生）、鲁迅（1881年生）、宋教仁（1882年生）、邹容（1885年生）、蒋介石（1887年生）、胡适（1891年生）、周恩来（1898年生）…… 这是一个产生革命家的年代。当一个古老帝国处在垂死的境地中，它的内部就会有一些力量涌出来，进行自我救赎。 卢作孚本人，也是一位广义的“社会革命家”，不过他所主张的革命方式、革命理念，与众多的政治革命家们有所不同。 他所取的，并不是“共工怒触不周山”[1]的方式，而是“精卫填海”的方式。 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取向，使他在现代变革史的人物谱系里，显得非常独特。 孙中山当年曾提出过“改造中国”的口号，至辛亥年间，这个口号便有了实践上的回应。然而，在清政府终结后，中华民国这个“远东第一共和执政”，并未显出国民所期待的全新气象来，正所谓沉疴未尽，新弊又添。其混乱，在某些领域、某些向度上，甚至超过了晚清。尤其是整体上呈现出失序倾向，这一问题，当时的人们已难于忍受。 国人在迷茫中，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造中国”的最佳方式？如何才能做到改造的成本最低而收效却最大？ 卢作孚在思考中，始显出其思路与普遍潮流的不同。有一次在川南，他请好友恽代英为公众作演讲，恽代英向听众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 卢作孚当场却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种理念：“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另一种社会改造理念。 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人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 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 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本书试读张謇有个很有名的说法：父教育，母实业。他对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还高，他觉得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小学是教育之母，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学校”。那时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还是超前的，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 张謇着青衣小帽，坐独轮小车，到处在南通城内外寻找合适的校址，最后选中南门外半废的千佛寺。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建的一个大寺院，鼎盛时期有两百多个和尚，七进殿堂，千尊佛像，1901年发生一次火灾，正殿被毁，留下了几十间年久失修的房屋，濠河三面环绕，周围空旷，是个比较理想的地址，他还看中了几棵百年老银杏树。加上千佛寺没有田产，只有一个和尚，安置起来容易。 等到破土动工，工人讲迷信，怕得罪神灵，不敢下手，张謇说时不从古，亲自动手拉绳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动手。改寺院办学在当地曾引起舆论非议，免不了有反对声音，好在朝廷颁行过改天下寺院为学堂的诏令。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千佛寺改学堂——时不从古。” 测量、设计、绘图，都是张謇自己动手，接着雇工挑土填河、拓地，光是淤泥就挖了14000船。然后，或改建，或新造，大雄宝殿改成礼堂，文昌阁改成教员室，到1903年共建成平房104间，楼房172间，廊庑116间，可以容纳300多名学生。 1903年2月14日，张謇开始住在通师校园，他在南通办事，几乎都住在这里，直到1909年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建成。当月，通师对外招生，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其中大约可以看出他的怀抱、用意。考试那天，大雨滂沱，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之后鼎鼎大名的王国维。 4月26日，通州师范开学前夜，总理张謇和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宋举蜡烛，张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一直忙到后半夜。厕所、厨房也是张亲自布置的，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清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