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3周年纪念日。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拥有大量的拥戴者、批评者以及追随者。在学术界,鉴于他对当代中国之社会、制度和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 在国内已出版的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著作中,有传记、有专著、有文集,可以说,它们对于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拓展,对于我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20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今天,小编整理14位海外学者的经典之作,期望能和大家一道,全面、深刻、真实地了解这位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诗人。 50年代中后期,即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说过他对斯大林的一个感觉,即斯大林不信任他。 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离真相很远。 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之后,这个档案馆已改称“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至少同等重要的材料,还有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而于近年来得以披露的部分中共中央原始文献,后者的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 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 一部传记必须超越文献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我称毛泽东是“半虎气”、“半猴气”。毛泽东身上的虎气懂得怎样从A点到达B点。他身上的猴气则怀疑到达B点的价值。毛泽东热衷于社会工程,因而也尝到了由于他动员中国人民做某些事而产生的令人失望的后果。 我还称毛泽东是半知识分子。虽然思想能吸引他,但是,行动同样能诱惑他。虽然他热爱历史,并吟诗作赋,但他也希望创造历史并在中国这块画布上画出新的社会主义图案。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他能够改变人的本性的程度。在毛泽东的生涯中,我们能看到政治如何改变世界,但没有看到政治改变了人心。 这本论文集是目前学界在毛泽东逝世后得出的相对较早的研究成果。 我们相信本书将会帮助所有研究国际事务的人去思考,对于未来的中国和世界而言,毛泽东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同时,本书也会帮助人们去理解,当这些诚实的观察者们在评价这位卓越的领袖时,他们基于相同的证据能够得出哪些不同的结论。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不再是一个人:他是该国历史上区分贫弱中国和胜利中国的纪念碑,一个永不褪色的象征。 20世纪初中国的伟大学者,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导师之一,他说中国落后于人类进步的车队。自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了车队,现在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不管毛泽东在这次赶超中真正起到什么作用,他都是重要角色,而中国人感谢他,不论对或错。人们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备受侮辱的国家的骄傲。 作为历史学家,为毛泽东写一本传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开展这样一个项目一直是必要的。最终推动我接受的原因是这一任务在过去的20年里变得可行。“伟大舵手”的大部分文章或讲话可以查阅,即使一些资料科研质量还有待提高,而《毛泽东年谱》也还有一些盲点存在。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官方曝光了大量之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文献。中国出版并广泛宣传这些文献,中国的媒体和学术期刊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若非有隐蔽的政治动机是不会如此的———对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 不管发布这些著作的动机是什么,它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赖以存在的文本域,同时,由于文本域轮廓的显著改变,我们对一些传统的阐释 产生了怀疑,早期的讨论同样需要被重新开启。 因为这些文献见证了很多新主题———文学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些文献成为我们阐释毛泽东思想时要面临的挑战,因为它们代表了需要探索的未知领域。 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些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是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观照,还是基本上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无关?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来自其拥护者成熟的思想,还是提升与综合了中共党内各种思潮?…… 如果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与1943年“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存在着关联,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共无法掌控的国内外事件的影响? 最后,对于那些支持者,“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含义到底是什么?一方面,他们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的诗的世界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以形成独特的人格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收营养,既包含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新的作品领域。 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前的政治活动中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这种普遍基础和起源没能引起国外观察家的注意,但如果人们不投入特别的努力去抓住它,中国政治的变化必定显得难以理解。 现在,我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仅仅只是纯粹使其夺权合理化的理论,我更愿意将他的观点看成是一种具有逻辑缺陷的政治哲学,当这种理论运用于“文化 大革命”的实践时,就给他的同事们和他的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但是他越是渴望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却越来越没有成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像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像。 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的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在经历了缺乏乌托邦憧憬的年代之后,这也许是值得回顾的历史。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像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到道家辩论者?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组新材料,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有关历史事件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往事的回忆录。仅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与身在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都因记忆不清和门户之见而不足全信。 但是由于现在不止一个人谈及同一问题,从而进行反复核对已成为可能。 为准确地给某些历史事件定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两次或更多次反复核对。凡不可能进行核对的,在使用某一证据时将有所保留。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