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遥。 50岁的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笔名厚夫)这几天分外忙,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上映,他接受了一拨又一拨记者的采访,安排慕名而来的人参观路遥纪念馆,让学生为远道来的去路遥墓地的人带路。梁向阳是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老乡,两家都是陕北延川县人,相距不过15公里。少年时代他就开始读路遥的文学作品,路遥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大奖后,梁向阳更把这位长自己16岁的老乡视为偶像。由于外公和路遥是忘年交,他拿着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求教于路遥。此后,他还邀请路遥到学校演讲,接触时间久了,路遥笑称他们也是忘年交。在路遥的帮助下,梁向阳毕业后在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学之余他开始研究路遥,受学校委托筹建了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并集十年之力写出了《路遥传》。 虽然小说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奋斗是永恒的话题 现在和90后的女儿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是梁向阳每天必做的事。此前创作《路遥传》时,他用手写的方式向前辈致敬,女儿参与了书稿的电脑录入工作。他告诉澎湃新闻,女儿此前看过路遥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看剧的同时,他会向女儿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在他看来,新拍的电视剧一大缺陷就是剧中的各地方言混杂。“还不如干脆就用普通话得了,搞得不伦不类反倒不好。”对网友吐槽的旁白过多,他倒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补充,“毕竟电视剧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 梁向阳向澎湃新闻介绍,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建成以后,作为馆长的他,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学生,90后的孩子并不少。“奋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路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达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历久弥新。中国只要有城乡差异、有社会等级,只要有奋斗者,路遥的作品就不会过时。他作品中展现了小人物只要有奋斗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也会继续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梁向阳介绍。 “《平凡的世界》就是讲农村兄弟孙少安、孙少平两人的奋斗,哥哥在土地上奋斗,弟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达到道德完善。人生需要这种东西——坚定地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信念。”梁向阳告诉澎湃新闻。 尽管路遥已成名,但《平凡的世界》发表、出版并不顺利 事实上,尽管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获得成功,发表该小说的1982年被文学界戏称为“路遥年”,这部小说也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但此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出版并不顺利。 《平凡的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小说创作花了路遥六年时间。其中,准备工作就进行了三年。他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匠心,确立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之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他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成后,遭到《当代》杂志的退稿,当时负责西北五省组稿的年轻编辑周昌义看了30多页就看不下去了。之后勉强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小说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事隔多年,路遥生前好友、诗人闻频告诉澎湃新闻:“我帮路遥校对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出来后他送了我一本,我连翻都不想翻,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大家都说好,我心想再看看,结果还是看不进去。” 文学界几乎一面倒的否定,有人说,能写出《人生》的作家这么会写出这么低劣的小说。面对这些批评,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已经滚滚而来,各种外来的表现方式如同“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路遥所坚持的“历史书记官”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评论界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 路遥逆风而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这部小说的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第三部也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即使这样,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小半年的播出,小说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这部小说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后,迫使评论家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之后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少年路遥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 《平凡的世界》发表后,路遥因病逝世,时年42岁。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路遥本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于陕北清涧县,由于家贫,8岁时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顶门”为儿。他在同学和老师的接济下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正当他为从此可以吃上“国库粮”高兴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平日就活跃的路遥在“文革”中脱颖而出,作为延川县代表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之后组织“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而后担任“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军长。 路遥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78岁的原延川中学副校长张志忠告诉澎湃新闻,1966年,张志忠看到初三学生的王卫国写的诗,用毛笔抄写在板报专栏上。张志忠并没有教过这个人,他当时觉得,诗写得太好,不像初三学生写的,还以为是从哪里抄来的。几年后,他在《延安山花》上又看到路遥的作品,张志忠想起板报专栏的那首诗,心想怪不得会那么好。 1968年,青年学生王卫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农村,此后他开始当民办老师,与北京来的知青林虹谈恋爱。1970年,王卫国把跳脱农门的机会——当工人的指标让给了恋人。不久,王卫国收到“停职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通知。随后,更大的打击来了——进工厂不久的林虹给王卫国发来绝交信。 1970年,他给自己取了笔名“路遥” 诗人闻频是路遥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他结识路遥时,正是路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从1970年两人第一次见面,到1992年路遥去世后,闻频为其操办后事。两人一起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延河》编辑部、陕西作协共事多年,无话不谈。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春天。 彼时,21岁的路遥已经经历了诸多人生转场。而那时,由于出众的创作才华,闻频在延川县已小有名气,他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乐队搞伴奏,兼搞文学创作。一次,闻频去县文化馆闲串,结识了路遥。 时隔多年,闻频仍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路遥的样子: 一个小青年,个子不高,大约二十岁左右,裹一件褪尽了色的烂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条破麻绳,表情木木的。 正是在闻频的建议下,路遥将表达失恋情绪的笔名“缨依红”改成了“路遥”。 署名“路遥”的短诗《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发表后,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艺术》转载,这是作者“路遥”的处女作。此后,王卫国以“路遥”为名写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成为陕西作家中的标杆性人物。 闻频:“在县文艺宣传队时,就觉得这小子是个人物” 后来,路遥调到延川县宣传队上班,与闻频成了同事。闻频回忆说,当时,路遥的职务是创作员,身份是民工,月薪十八元。 “他21岁到宣传队,之前在从政上是失败的,因为参加文革正在接受清查。但我能感觉到他想走文学的道路,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时隔多年,闻频告诉澎湃新闻,宣传队下乡演出,路遥总是跟着的,帮助拉幕,敲打击乐,有时也混在伴唱群中吼两嗓子。白天,演员排练时,他便躺在山坡上或树底下看书。 “我们一起在延川县的山沟里跑来跑出。”闻频告诉澎湃新闻,当年演出路过路遥家,路遥特意带着他去家里看了看。家里穷得拿不出什么招待客人的东西,路遥就把他母亲种的还没有熟透的小甜瓜摘下来给大家吃。 1972年,闻频接到任务,创作国庆献礼歌剧《第九支队》,路遥担任其助手。两人需要在一个月内把一幕七场歌剧立在舞台上。为了赶时间,两人经常写到半夜。“饿得不行,我们就到延川中学敲老师的门要点吃的。或者撑到早上,一大早去县城小食堂随便弄点吃的。”闻频告诉澎湃新闻,他们经常写到早上五点,兴奋得睡不着,“我们就到山坡上转去了,一直看到太阳出山。天亮了回去弄碗鸡蛋汤加个苞谷面饼子。” 创作中,闻频和路遥分工,剧本由闻频执笔,路遥做助手,闻频写对话,路遥拉唱段。使闻频吃惊的是,每当他把对话写到该唱段时,路遥已经把唱段的唱词写好了,而且写得都合乎要求。创作过程中,路遥的悟性和韧性让闻频印象深刻。当时他就觉得“这小子是个人物。” 路遥多次说 “必须在四十岁前,把要干的事干完” 这种悟性和韧性也体现在路遥其后的创作生涯中。“有时人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椅子,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路遥在总结《平凡的世界》创作心得时如是表示。 闻频发现,好像有一匹“时间之狼”一直在路遥的身后追赶他一样。路遥和他闲聊时,多次重复过这样一句话:“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把自己要干的事干完。”从延川县宣传队一名不文的创作员,到读延安大学,再到《延河》编辑部,后来到省作协,这样的话,路遥至少和闻频说过四五次。 尤其是在《人生》引起轰动之后,路遥的这个意识已非常清楚。尽管他引用了曹雪芹、柳青等人的事例,闻频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标杆定在四十岁以前。“是先兆?是预感?他说这话时才三十岁出头,身体也健壮如牛。像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推论出四十岁以后便精力不济,是欠逻辑的。”闻频在路遥去世十五年后,仍然困惑不已。 闻频仔细回想,发现了一些征兆。 1989年,闻频正在办公室校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从借用的写字间过来。一进门,便有气无力地说胸口难受,说着便躺倒在闻频的小床上,气色很不好。他还说,感到心脏很疲惫,好像要停止跳动了。 闻频说,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把生命的弦,已经拉倒了极限,“不断进取,永远向前,是路遥精神的本质。他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花了六年时间,跑完了《平凡的世界》全程,终点冲刺时几乎栽倒,本该彻底放松,认真恢复一下元气了,但一味进取的他,只做了几个深呼吸,便又向《早晨,从中午开始》跑去了。” 他还有更宏大的构思,比《平凡的世界》更深刻 作者路遥。 事实上,写《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已经知道自己患了肝病。他也知道这样的作息并不利于身体康复,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早晨从来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路遥注重仪式,强调精神的力量。在闻频看来,路遥选择这样的作息时间和其选择的创作题材有关系。要写六卷三部一百万字的大部头,人物关系非常复杂,脉络全要在脑子里构思,人物都在脑子里活动,不能被打扰。如果来了电话或者有人找,那种情景和内心的感觉就都找不到了。所以他选择这样的时间段来工作。“在写《平凡的世界》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作息。”闻频告诉澎湃新闻。 闻频最后一次和路遥聊天是在1992年7月。那天闻频下班回家,路遥无精打采地靠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烂藤椅上。 那天下午,在闻频家吃了一顿面条,路遥让他打个荷包蛋。“糟糕得很,我买的鸡蛋不新鲜,包不住,只有蛋黄,不见蛋清。我俩凑合着吃了一顿。”闻频感慨:“路遥一生基本是混饭吃,这家一顿那家一顿,或者在小饭摊上买点饭吃,他一辈子吃饭真是可怜。” 闻频最后一次看到病榻上的路遥时,路遥弟弟正在挪动他,“我看他裤裆都是白灰药。已经到了非常晚期,顾不上说话。” 路遥去世后,闻频经常想起他,想起他们散步时的闲聊,想起年轻时在延川的山沟里的演出。 “《平凡的世界》也展现了他自己的人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人生状态,但我更喜欢他的《人生》。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构思,比《平凡的世界》更深刻,和我说过,没来得及写的这部作品,更能体现他的胸怀和抱负”,闻频告诉澎湃新闻。 《路遥传》作者认为,路遥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 梁向阳则认为,导致路遥英年早逝的主要因素是他的文化性格。“陕北男人路遥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拼命三郎。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他是一个有文化担当的英雄。”梁向阳告诉澎湃新闻,1987年他就知道自己得病了,所以他想到了曹雪芹,想到自己的精神导师柳青,他有陕北人要做成一件事不计成本的性格。而且,路遥一口气写了六卷三部一百万字的小说,写完之后没有得到合理的修养。 “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梁向阳认为,家族遗传病并不是他早逝的唯一因素,路遥当农民的弟弟就很长寿。婚姻问题是压倒他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心底里并不想离婚,他承受不了婚姻失败的压力。 梁向阳认为,路遥在文化性格上更像柳青,大气甚至霸气。但是,从极度自卑到极度自强的过程,在他的心理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童年曾被父亲过继给伯父的经历,也让他的内心世界很脆弱。成年后,路遥通过仪式感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在写作前他会去柳青墓地前参拜,去沙漠里汲取力量,在临终前,他还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路遥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人生性格,强大的个人毅力无疑不吸引着我。读了几十年他的书,在我写书的过程才慢慢理解了他。路遥一生都活在理想里,活在自己设定的一个悲壮的梦里,而我也用十年时间陪他做了一个梦。”梁向阳不胜唏嘘。 (部分内容参考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厚夫《路遥传》,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