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斯大林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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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个巧合，2014年，国内先后推出了两部斯大林传记中译本。一本由俄罗斯学者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父女合著（以下简称“雷本”），另一本作者是英国著名俄苏史专家、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谢伟思（以下简称“谢本”）。两本传记作者文化背景不同，评价标准和取材视角有较大差异，但笔者发现，两本传记的价值取向较为近似，反映了当今中外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渐趋理性和公正。
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从神坛上被赶了下来，半个多世纪过去，对斯大林的不同评说和争论，不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始终不绝于耳。苏联解体前，曾出现过两波“反斯大林”的浪头，一波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另一波是苏联晚期，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历史不留下空白点”等口号下，又一次掀起对斯大林的声讨、詈骂，乃至污诬的风潮，全社会上下这种情绪化的发泄，成为苏联剧变的诱因之一。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斯大林的评说，学界基本上与官方“保持一致”，即“功大于过”的“三七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内学界也出现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大部分学者对斯大林采取既有肯定又有批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也有人持极端看法，或对斯大林“鬼化”，予以全盘否定，或继续对斯大林加以“神化”，不许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进行批评，甚至视其为“对社会主义抹黑”。至于西方学者的著述，对斯大林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色调。总之，斯大林究竟是“神”，是“鬼”，还是“人”，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此《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斯大林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最强大和最矛盾的人物之一”。
俄罗斯独立后，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不同声音，但较多的人对斯大林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近十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布，俄国政界、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出现变化。普京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说：“正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过镇压，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也是事实，关于此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普京这席话，不是什么“官方”的定调，但对俄国的舆论也许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2013年斯大林逝世六十周年之际，俄国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俄《自由思想》杂志召开的“斯大林对当代社会作用”圆桌会议，与会者普遍认为，要历史地看待斯大林时期的成就和错误，将斯大林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量，用理性、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雷巴斯父女所著的传记，摆脱了其他斯大林传常见的那种脸谱化的述评方式，以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底色和时代变迁的高度，从价值中立和理性的独特视野阐述和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斯大林曾对其儿子瓦西里说：“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这句话可作这样的理解：斯大林是二十世纪动荡时代（有人称为“残酷时代”）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涌现的强势领袖，他必然会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大事留名史册，斯大林造就了苏联，苏联成了斯大林的“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就是苏联。这句话也成为传记作者评价斯大林的基本线索，雷巴斯对中译者说过：“我的传记有别于其他关于斯大林的著作之处在于，我既把斯大林看成一个大伟人，也看成一个大罪人。对他，我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恶意诋毁。我试图通过这部传记对我们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再反思，以便我们能够整装前行。”
谢伟思的斯大林传，也有同样的特点。《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威•格莱姆斯认为，这本传记“为读者描述了一位将苏联引向现代军事-工业强国的领导人形象，他对这个大帝国的强势统治即使是沙皇也会羡慕。在这部传记里，斯大林再也不是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权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是一个仍然受到几百万前苏联民众敬仰的缔造者”。
一个坚强的革命者，身上留着东正教的烙印
斯大林出生在格鲁吉亚的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鞋匠，母亲是虔诚的教徒。母亲希望他长大当一名教士，为此她到处奔波，将十岁的索索（斯大林小名）送进当地一所教会小学。十五岁时，他以优等成绩小学毕业后，倔强的母亲又四处求人，坚持送他上神学院读书。入学第一年，索索的学业成绩和品行均为优秀。神学院生活单调封闭，但未能阻挡时代风雨的侵入，他开始阅读禁书，扩大社交圈，参与就近工人小组的活动，不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899年，他被神学院开除（“谢本”认为他是“主动离开”这所学校，“假装”自己被开除），母亲对他期待的宗教前程也随之破灭。从此，斯大林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周围的人都叫他“柯巴”，他自己也喜欢这个绰号，在当时的一部长篇小说里，此人是一个诡计多端、崇尚暴力的强盗，又是一个高尚、侠义、渴求正义的山地抵抗者。
上世纪之初，俄国处在战争、灾荒、罢工、社会变迁的动荡岁月，也是造就革命“恶魔”的年代。柯巴抛开了东正教，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中，他勇往直前，善于组织和谋划。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紧缺，只靠两个来源：捐赠与剥夺。1907年在梯弗利斯，柯巴成功地策划了一次袭击运载二十五万金卢布的马车。次年3月，他试图再次发动“剥夺行动”时被捕。他被当局游街时，昂首挺胸，手中拿着自己信仰的福音书──《资本论》，彰显他倔强无畏的性格。传记作者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评价这个时期的斯大林：他把推翻当今的权贵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监狱、流放、受害、贫困都没有吓倒他，他不为诱惑所迷，不因冲动而失去理智，他很早就懂得冷静、克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雷本”认为，这样的个人品质决定他担任重要职位、发挥首要作用的可能性，“需要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信条，斯大林也不例外。然而，少年时期神学院的教育，毕竟给斯大林一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谢本”记叙了一件事：1921年3月，斯大林回了一次家乡，此时，苏俄内战刚结束，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末代沙皇一家人，引起俄罗斯民众尤其是教徒的震怒。当他见到阔别已久的母亲，母亲严厉责问他：“儿子，你手上没沾染沙皇的血，对吗？”斯大林怯懦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发誓自己与此事“没有牵连”。“雷本”也有类似的记载：一次，儿子瓦西里告诉他，放学路上看到几个老太太画着十字祷告，就往她们脚下扔玩具炸弹。斯大林蹙起双眉，问儿子为什么这样做？瓦西里答道，她们为什么要祷告？斯大林慎重地对儿子说：“那你尊敬奶奶吗？爱她吗？她也做祷告。因为她懂那些你不懂的事情！”
苏俄初期，布尔什维克曾作出必须“尽快清除神甫与宗教”的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旗号下，又关闭了三万多处教堂及其他宗教场所。若干年后，当斯大林最高领袖的地位得到巩固、欧洲战火迅速蔓延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变宗教政策。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斯大林下令废止上述决议。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1日，斯大林在一次公众集会发表战时动员演说的开头，使用了“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的称谓，两部传记的作者都注意到，“兄弟姐妹们”正是“东正教信仰者对俄罗斯人的称谓”。宗教政策的调整，改善了执政党与教会的关系，“让东正教参与到卫国战争的事业中来”。“谢本”还记叙了斯大林亲自接见大牧首谢尔盖时的情景，斯大林许诺停止宗教迫害政策，恢复信仰自由，作为回报，教会必须认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此举被认为是斯大林即将出席德黑兰会议与美、英首脑会面的筹码。雷巴斯认为：“实在难以想象，一个由信教的母亲抚养长大，在各种困难时刻都得到神职人员帮助的人，心里会不留下任何有关教会的烙印。”
强国梦，他成了苏联时代的沙皇
1903年，监禁中的斯大林从巴统转经罗斯托夫流放到西伯利亚，透过囚车的窗户，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地道的俄罗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一年中大部分季节都处在严寒之中，与欧洲其他国家阳光充沛的土地相比，一个是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一个则是阳光明媚的高楼。俄国诗人在一首诗中描写：
这些可怜的村庄，
这片贫瘠的大地；
无尽忍耐的所在，
俄罗斯人的土地！
地理环境和资源的这种特点，造就了俄罗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几百年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实体，其体制是动员式的，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精英阶层所需要的民主协商”。
从斯大林融入俄国社会生活时起，他就认定自己是一个“格鲁吉亚的俄罗斯人”。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动荡的艰难岁月里度过他的晚年，当斯大林登上领袖宝座的时候，历史赋予他的任务是，以布尔什维克（或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方式实现俄罗斯人追求了几百年的强国之梦。这也是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未竟的事业，当年维特和斯托雷平试图在沙皇体制框架内通过改革，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斯大林能否成功，历史作了怎样的回答呢？
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也存在机遇。斯大林明确提出，只能用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程，他描绘的蓝图是现今时代的，使用的方法却仍然离不开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只不过用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正当欧美国家遭遇经济总危机的艰难时刻，苏联却生气勃勃地开展“一五”期间数以千计的建设工程：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制造厂、第聂伯河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的钢铁联合基地，还建立制造坦克的托拉斯，组建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这一切，就在短短几年内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传记作者不得不感叹，斯大林是一名“勇敢的斗士，为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不懈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成就都带有浓郁的俄国特色。建设如此庞大的工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资金和劳动力来源。斯大林的魔法是，在无法取得外援的情况下，耗资巨大的建设资金只能依靠强征来自农民的“贡赋”，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为此作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而人力资源的相当大一部分，则来自劳改营中的“罪犯”，“让他们为工业化而劳动”。“雷本”评论说，“布尔什维克用对农民的政治奴役来建设经济国家主义”，“从穷乡僻壤挣脱出来的斯大林以苦难为己任，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方法打造出了工业生产的实力。”这些做法，与当年彼得大帝将农奴迁居到乌拉尔建造冶金厂，如出一辙。谢伟思则认为，斯大林喜欢读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书籍，钦佩他们为了追逐国家利益而采取暴力手段的统治方法，“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比他更像沙皇了”。
俄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农民和文盲必定占人口的大多数。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要带领俄国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解决农村问题，这曾经是困扰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的难题。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应对内战和饥荒，不得不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列宁曾说，在那个严酷年代，名义上向农民征收“余粮”，实际上将农户家中必需的粮食都搜刮一空，导致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的关系极度紧张。
内战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政策，蜂起暴动，列宁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走向绝境，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根据列宁的提议，1921年党的十大毅然决定中止“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放宽贸易自由，推广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经济政策”，被称为向农民妥协的“第二个布列斯特（和约）”。
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分别被认为是苏维埃初期农村的两次革命。传记作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浪漫而残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农民利益方向让步的一次不得已的转变。”然而，新经济政策能否把俄罗斯向现代化、工业化社会推进？党内外充满了争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新经济政策偏离了共产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交换”的原则，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俄国工业化的资金只能来自农村，若不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据此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主张将农村当作“殖民地”一样进行榨取，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一开始，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反对这种理论及政策主张，把这种做法斥为对农民的“军事封建主义剥削”。可是，当斯大林击退“左翼”反对派、工业化直接提上日程的时候，他也无法解开这个难题，只得抛弃自己的原有立场，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在推行“消灭富农”、“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等一系列激进措施后，拾起原先左翼反对派的主张，改头换面，提出用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法，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交纳“贡税”。在全国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个国营农场，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和农产品，这被称为俄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这场“革命”不但导致富农和耐普曼濒临绝境，他们的财产被剥夺，许多人被驱逐出家乡，赶往荒无人烟的东部地区，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粮食产量锐减，大批耕畜被屠宰，造成饥荒蔓延，饿殍遍野。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南俄等产粮区发生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社会矛盾极度紧张，但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放松高压政策。
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群体中，历来有西方化和本土化之分。前者以列宁、托洛茨基为代表，他们长期流亡国外，了解世情，谙熟马克思理论，后者以斯大林为代表，文化修养不足，但更了解俄国国情。看来，与一些欧化的布尔什维克不同，斯大林更懂得俄国的传统文化，懂得俄国的农民，而几乎所有的农村居民都是信徒。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曾经说过：“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因此尽管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弊端，但在强势政权面前，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居民却只能俯首听命。对此，“谢本”评论说，“斯大林不是手脚轻巧的现代化的巨人，而是在黑暗的束缚中兀自控制其国民的乡村魔术师。”“雷本”也认为，斯大林打开了列宁和历代沙皇走向工业强国的通道，这是他的一个大功劳，也是“他个人的胜利，至于为了这一胜利付出多少代价，如今可以不必再提了”，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一切地方的、阶层的、集团的利益都应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
“大清洗”，是罪行还是失误？
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使成千上万无辜的干群死于非命，这是评价斯大林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两本传记都以相当的篇幅述评了“大疯狂”年代的这场灾难，受难者中有列宁的老近卫军、高级将领、政治家、理论家和许许多多忠诚的共产党员。书中举了一系列重大案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权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悲惨人生结局；声名显赫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如何遭受国家保安局（克格勃）的密谋暗算而以“叛国罪”被处死；布哈林遭受各种折磨后心力交瘁，最后仍逃脱不了被处决的命运；性格倔强的皮达可夫在严刑逼供下思维完全失常，变成一个意志脆弱的怯懦的弱者……他们都是以“人民之敌”的同样罪名被冤杀。奥尔忠尼启则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重工业系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下属国有大企业的经管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免遭迫害，仗义执言，却经受不了来自高层的压力，也忍受不了目睹身边连续发生的惨剧，在与斯大林的一次顶撞后，他选择了自杀。
苏联的“大清洗”，起因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案。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高层核心成员、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案件发生后，斯大林立即赶往列宁格勒并亲自审问凶手。可是审理过程中发生一系列蹊跷事，使案件成了一件悬案。当局认定，基洛夫“死于工人阶级敌人的背叛之手”，于是立即逮捕并处决一批嫌疑人。基洛夫案发生后，国内外震动很大。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应邀访苏，在会见斯大林时提出了这个疑问，当时斯大林以相当坦率的态度回答这位尊贵客人说：“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是为了“预防”凶杀案的再次发生，“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的不愉快的责任。政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二战爆发后，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又说过：“战争表明，我们国内没有那么多内部的敌人，不像向我们汇报和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是白白蒙冤。人民本应为此让我们卷铺盖滚蛋。我们应该忏悔。”
“大清洗”中究竟冤杀了多少人，看来很难有个准确的数字，学界对此也有很多争论。其实，单纯纠缠冤死人数究竟几十万抑或几百万，没有意义。问题在于，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成千上万冤案的发生，是对基本人权的肆意践踏，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苏联，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斯大林的辩解或忏悔，都无法消除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也无法解脱他的罪责。雷巴斯认为，如果说斯大林时期在制订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上出现偏差，是一种“错误”或“失误”，而“大清洗”则是“罪行”，这种“党的悲剧”突出表现为对人性的践踏，无论是对反对派成员还是对普通党员、平民百姓，采用酷刑及至肉体上消灭，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人们常用斯大林性格上的残暴和冷酷来解释“大清洗”的原因， “雷本”不赞成这种说法，传记作者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苦难从来都不是评价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参数”，在俄罗斯，“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
纵横捭阖，驰骋在战争和外交的舞台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斯大林生平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战争本身是一场博弈，尽管反法西斯战争具有正义性，但战事进程总是充满了胜败进退的传奇故事。战争初期的失利，曾经使斯大林备受煎熬，因为他对希特勒的突然进攻缺乏准备。两本传记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几个高层官员走进斯大林住所，准备与斯大林讨论成立国防委员会的事宜，由于事前未向他通报，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斯大林十分惊愕，以为这些人是来逮捕他的，作为最高统帅，他要为失败担责，他要受到惩罚。
在经过战争初期的挫折之后，斯大林很快镇定下来，他毕竟是一块“钢铁”（“斯大林”的名字在俄文中原意是“钢铁”），立即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重任。人们记得，1941年11月，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敌机随时进行空袭，首都可能失守，局势十分危急，此刻斯大林决定，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红场阅兵式照常举行。部队接到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必须保持队形和纪律，这是最后的检阅。那一天，天上飘起大雪，当斯大林出现在检阅台上时，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敌的决心和勇气，士兵和坦克列队经过红场，接受最高统帅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
斯大林知道，打赢这场战争不能靠骑兵老帅，要靠懂得现代战争的军事统帅，他毅然决定任命朱可夫为总参谋长，尽管朱可夫常因意见不合和他顶撞，但斯大林表现出来的知人善任、克制大度的作风还是值得肯定的。事实证明，几次重大战役直至攻克柏林，朱可夫都立下赫赫战功。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阅兵式，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我来检阅显得老了。您来指挥检阅吧，您年轻一些。”最高统帅把这个荣誉让给了朱可夫元帅。对这件事，“谢本”的说法略有不同，认为在准备庆典时，斯大林练习骑马时摔伤了肩膀，才不得不让朱可夫担当这一角色。
世界大战为斯大林提供了国际活动和首脑外交的舞台，出身卑微的他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丘吉尔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在战争期间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英国首相。在外交上丘吉尔绝对是一个精明、狡黠、坚守本国利益的高手。他懂得苏军在抗击侵略者中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又不想看到苏联赢得胜利和战后的强大。1942年夏天，丘吉尔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双方各执己见，谈判进行得很艰苦，该说的都说了，深夜，分手告别的时候到了。突然，斯大林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调”说：“您明早才动身，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喝一点呢？”客人欣然接受了邀请，气氛立即轻松下来。丘吉尔遇见了一个同样为自己国家利益毫不让步的高明对手，传记作者说：“他们就像两只巨兽，在探明对方的实力之后，各自走开了。”
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再次交手。此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大国首脑开始策划战后国际秩序安排，两人会谈时，丘吉尔背着罗斯福同斯大林达成瓜分欧洲的默契，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纸条”。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至于英国和俄国，您是否同意你们在罗马尼亚占据90%的优势地位，我们在希腊也占据90%的优势地位，而在南斯拉夫则平分秋色呢”？趁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我拿出半页纸，写道：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希腊：大不列颠（和美国一起）-90%，俄国-10%。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
我把纸条递给了斯大林，此时他已经听完了翻译。稍等了片刻，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条上打了一个大勾号，并把纸条还给了我。协调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花了比写下它还要快的时间。
这段记录生动而真实地描画了大国外交的强权和肮脏，可以完全不顾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传记作者称这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做了“一笔真正的交易”。不难看出，与丘吉尔一样，斯大林也是一个有野心且竭力谋取本国利益的政治家，他承继了历代沙皇对外扩张的帝国心态。
孤独者的身影：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斯大林
两本传记对斯大林家庭和私人生活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可信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出身下层贫民家庭的斯大林在成为大国领袖之后，保持了一种俭朴、清廉的生活方式。他的女儿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只有一个房间为他提供了所有需要，睡在沙发上架起的床，旁边的小桌子上有工作所必需的电话，一张大餐桌上堆满了文件、报纸和书籍，平时就在这张桌子的边角吃饭，每天的菜谱几乎都有同样的一碗白菜肉汤。他穿着毫不讲究，衣柜里只有几件旧制服，一件流放期间的西伯利亚皮袄，以及常见的军大衣和靴子。传记作者认为，“斯大林对日常生活如僧侣一样，清心寡欲。”
斯大林对母亲、妻子、儿女还是很重感情的。每当母亲从遥远的格鲁吉亚寄来自制的核桃酱时，他都会欣喜万分。1932年，他的妻子自杀身亡。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悲痛，他轻抚棺木，两眼含泪，深情地说了一句“没保护好”她，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多次重复这句话来责备自己。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搞任何特权。妻子死后，“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者永久的感情支持已不复存在”，加上个人崇拜之风把他推上神坛，他不但远离民众，也远离了周围的亲属和朋友。“斯大林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是非常独特的：他似乎融入了国家事务之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国家化了。”
第二点，斯大林怎样看待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众所周知，从斯大林登上党的最高领袖地位时起，个人崇拜风气就日盛一日。在个人崇拜的年代，愚昧淹没了理性，迷信取代了科学，国家的建设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把他推上远离大地的云端。他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成为一个手中掌控无限权力而又孤僻、猜疑的独裁者。可是，“雷本”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清心寡欲、厌恶个人崇拜的领导人。1934年，斯大林曾专门向政治局提出反对大规模庆祝自己五十五岁生日的意见，并严厉批评卡冈诺维奇对他的许多歌颂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习气”。笔者也在一份资料中看到，苏联曾出版一本流传很广的《斯大林传略》，斯大林在校订时，删除了若干鼓吹个人崇拜的段落，例如，讲到1936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时，删去了“斯大林同志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最宝贵的贡献，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著作齐名”。
可是，人们知道，个人崇拜之风是斯大林自己鼓动起来的：列宁逝世后他带头宗教式地宣誓效忠，神化列宁；1929年他五十岁生日时纵容（或默许）周围的人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歌颂文章，把他与列宁并列；此后，在节日和平时的各种场合，到处都挂满了斯大林的画像，各种传记也充满对他歌功颂德的声音。斯大林传承了俄罗斯历代帝王的角色，他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不错，斯大林也确实多次阻止过对他的个人崇拜。对此，谢伟思作了这样的诠释：“斯大林需要个人崇拜，人们对他充满溢美之词，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很过分。但是，他对这种行为的限制实际上具有刺激作用。他认识到，如果他本人阻止那些克里姆林宫的马屁精的奉承，他将拥有更多的仰慕者。”
斯大林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尽管去世已久，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度持续不衰，对他的态度迥异，这在今日俄罗斯是不奇怪的。由于恢复斯大林的地位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相连，也许是一些知名人士较为理性地评说斯大林的意义所在。
两本传记都大量引用史料，特别是新解密的档案资料，提升了内容的可信度。当然，两书作者的写作侧重点有所不同，“雷本”侧重于从施政的理念和实践中叙述和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谢本”较多的是从个人性格、权力争斗的角度来评价他。

张钟名

斯大林是强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