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的书架上密布的现代文学作品及研究著作。
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是张新颖的阅读“新宠”。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 6 7年出生，山东招远人，本科、研究生求学于上海复旦大学，1992年分入文汇报做记者。4年后离开文汇报，再度回到复旦大学。著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新作《沈从文的后半生》今年出版。
本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张新颖对外国文学却更加偏爱。他说自己是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长期阅读的，外国文学的数量超过中国文学的数量，家中书柜里放得更多的是外国文学。几乎从不读侦探小说的张新颖，到了四十来岁，却找到新“偶像”——— 当代美国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布洛克的所有作品张新颖都细心收集。“他写得很差的东西我也会看，这就是粉丝心态了。”他笑着说。
张新颖的书房其实分为学校和家里两处。校内的办公室就是他的书房，位于“复旦百年第一楼”的光华楼内。宽敞的书房在左右两侧各放置一个书柜，堆叠了从《鲁迅全集》、《杨绛作品集》到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等作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大部头工具书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新诗编年史》等。这里放了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书，家里的则要比办公室排放排列书籍更加规整一些，外国文学的书籍也会更多。
也许有的人读书经历了明显的不同时期，但张新颖却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阶段。他说，自己感到蛮幸运的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它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喜欢文学可能跟小时候有关系，因为小时候读的书大部分就是文学书。
十一年的积累没了踪影
办公室没有特别珍贵的书，家里也没有，张新颖自称确实不是一个藏书的人。但带有感情的书却不在少数，然而这其中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遗憾。“有些书丢失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有聚有散，想得开。往高处说，人与书，亦何妨相忘于江湖。”不过，本科、研究生以及工作期间十一年积存的书籍全部遗失的经历，却成了他始终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在报社工作4年后的张新颖返回复旦继续求学，由于当时找辆车不方便，张新颖索性就把搬书回校舍的事情一拖再拖。等到终于想去搬了，却发现十几箱放在报社宿舍的书没了踪影，到现在也不知归于何处。念书时的张新颖并不富裕，买书都是用积攒的零花钱，所以当时每买一本都必然精挑细选。就这样，绝大部分张新颖18岁到29岁积累的书，没有了。
张新颖说，他特别怀念读硕士时，他的老师、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贾植芳先生赠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现代都市小说专辑”，上海书店原版影印，1988年出版，共十种。对张新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更有与老师的感情在其中。
从整体上说，读书并没有目的性
张新颖自称，读书到现在，还是有点“乱读”。“我现在就是一个教书或者写书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但我觉得现在读书还是什么都读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那么读书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你吃饭睡觉一样。“你说吃饭睡觉有目的性吧，好像也有。”但是你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刻意想到目的性的问题。所以读书从整体上来说，其实没什么目的性。当然要考试或者工作的时候要写论文，但是这样的书，对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多。
然而即便是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为消遣或出于本身的喜爱，张新颖并不否认其给他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读多了以后，慢慢的你的文学感受、想法都会被浸透并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张新颖表示，如果只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不读其他领域的东西，和你读了很多东西的眼光、感受大有不同。“特别是我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它的起源和过程都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很大。”
从《管锥编》中收获不少启发
书柜繁多的书籍中，张新颖很容易就找到了钱锺书的笔记体著作《管锥编》。这本一般人觉得异常难读的书，张新颖在读硕士时，却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你读的书很有限的，毕竟书的海洋是一个非常大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联系起来看，这就是钱锺书的思维方式。”
张新颖现在也经常翻阅这本书，自己通常就用一个宽松的心态一段段读就会发现很有意思，随意挑着读，不一定全部读，每天睡觉前翻一小段。“一开始《管锥篇》是什么?它就是都是引言嘛。我写沈从文的书，很多人都说，这不就是剪刀加浆糊嘛。”张新颖笑称自己的写作方式也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办公室里虽是与工作有关的书居多，但张新颖还是从书柜里把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的十多部作品全部拿了出来。对于以前从不读侦探小说的张新颖来说，最后却在这个领域找到了偶像。张新颖就把它们当闲书来读，有时读得浅，有时也读得多，有时候一个周末拿一本书就这么读下去。
张新颖说：“我们看的一般侦探小说，侦探是不变化的，不成长的。但是布洛克笔下的侦探是会变化的，从20岁写到50岁，遇到各种各样问题去解决。”然而即便就是这样的闲书，张新颖把它们全部读完后也仍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好像没了期待。”
当然除了闲书，作为沈从文的研究者，张新颖把能找到的关于沈从文的资料全部都进行阅读。这里面有一个资料的选择和判断的问题。比如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因为写沈从文的特别多，有些听起来非常好，很生动，但是不会用它。张新颖说自己写的书都太严格，一般写传记都不会这么严格，有时也担心自己做得过度。
每个人都要去找适合自己的书
张新颖现在正在读一本叫做《到芬兰车站》的书，一个美国人写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个观念的演变过程。很有趣的书，张新颖概括，书中把社会主义观念当成一个主人公，看着主人公如何出生、如何长大，去了哪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到最后变为一个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人。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经常遇到“推荐书单”的难题，张新颖总是回答不好这类问题。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要交朋友、谈恋爱，这个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发现的，别人推荐没用的。古往今来，有名的人推荐的书目太多了，这个有用吗?要有用早就有用了不用到现在我们去推荐。所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历、思想、感受去找到和你适合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