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是严歌苓所著一部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严歌苓用狂欢的故事与狂欢的语言，细数了不仅仅是“芳华”这段青春时光，更展现出我们从不曾发掘的内心黑洞到恍然。冯小刚导演、黄轩主演同名电影正在热映！青春不是年华，是你我的芳华。 严歌苓小说《芳华》编辑推荐 从军经历伴随了严歌苓整个的青春年华。当她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这段经历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灰舞鞋》《白麻雀》《爱犬颗勒》，都以部队生活为题材，但多是以一个作家的客观视角来为那个时代的军人塑像。而她*创作的长篇小说《芳华》则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是以第一人称描写她当年亲历的部队文工团生活：隐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旧红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军版“才子佳人”的故事。 《芳华》涵盖了严歌苓的青春与成长期，她在四十余年后回望这段经历，笔端蕴含了饱满的情感。青春荷尔蒙冲动下的少男少女的懵懂激情，由激情犯下的过错，由过错生出的懊悔，还有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种种，构成了《芳华》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今天的作者严歌苓与当时的小女兵萧穗子在作品里构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了当时年代里青春的混沌、感性与蒙昧。生命的恣肆与人性的层次以及时代的的特征构成了《芳华》繁复的调性，它向读者打开了多层面的认识路径。 严歌苓小说《芳华》内容简介 ● 冯小刚同名电影原著小说，用四十年的时间讲述文工团人的命运流转 ● 严歌苓叙写自己的青春故事，荡气回肠，扣人心弦 内容简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 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 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 严歌苓小说《芳华》作者简介 严歌苓 ，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及用英文写作的《赴宴者》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严歌苓小说《芳华》媒体评论 严歌苓是个独特的作家，她是一位擦亮过去的作家。她专注于那些被遗忘的世界和人物，被遗忘的生活片段，被遗忘的精神，她不断打捞被遗忘的碎片，这一点和很多作家非常不同。——刘震云（著名作家） 严歌苓是真懂小说技术，我们是懵头懵脑地凭着感觉去写。她在小说技术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她一篇接一篇的佳作，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各地频繁得奖，作品也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且都是精品，都是影响巨大的作品。这一点让我们这些跟她同学过的人，一是感觉到荣幸，二是也感觉到自愧不如。 严歌苓：《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这两天，最火的电影，应该就是《芳华》了。 《芳华》根据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在上世纪70年代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
严歌苓曾说，《芳华》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因为在军队文工团里的那段生活，对她太重要了，左右了她一生的走向。 环环曾在2012年，对严歌苓进行过越洋电话采访。当时，她刚经历了长达半个月的长途奔波，她说自己“有点像是吉卜赛人”。
国家强大，文学大时代才会到来 严歌苓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严恩春是留美博士，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是名作家，更是个全才式的人物，他当过画家，做过建筑设计师，乃至打猎、骑马、摄影、做菜，“样样都来得”。在严歌苓眼中，父亲是一个“最最艺术化、最最浪漫”的人。 在她三四岁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母亲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她的文学素养，大段地读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给她听。父亲则把所有的藏书开放给她，就连一些不适合小孩子读的书，比如线装本《西厢记》，也随她去翻。“所以我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是很糟糕的，一点都不无产阶级。”严歌苓笑道。
12岁时，严歌苓作为舞蹈演员被选入军队文工团，开始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进入文工团这个“小社会”，也让她早早地步入成人世界，学会了保护自己、揣摩别人，“很小就成了一个成年人”。 严歌苓在文工团一待就是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被调去担任战地记者，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来自父亲的写作基因“占了上风”，随后踏上写作之路。
写作带给了严歌苓爱情和姻缘。 1986年的一天，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了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同样出身于作家家庭的两人很快相恋并结婚。1989年，她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并定居海外。李克威则去了澳大利亚，两人离婚。 严歌苓的第二段婚姻更具传奇色彩。在美国，她与外交官劳伦斯·沃克相识并相恋，但因为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各种调查。美国外交部要求劳伦斯在职位与严歌苓之间作出选择，劳伦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严歌苓，离开外交部去了一家商会工作。1992年，两人在旧金山结婚。所幸后来美国政策松动，劳伦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欢的外交工作。
尽管20年来，跟着外交官丈夫遍游四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但严歌苓说，她的“整个瓤子”还是中国人。 环球人物：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您的生活状态像吉卜赛人，总是奔波于中国和外国之间，您享受这样的生活吗？会不会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严歌苓：我非常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在柏林我肯定是个“边缘人”，连德语都不会讲；在美国，你的黄皮肤就说明你是个“边缘人”；回到中国，我对现实也不了解，所以在哪里都是“边缘人”。但只有“边缘人”才有不断比较、发现、思考的机会。我很享受这个状态，能让我很冷静，有一种距离感，看什么都比较清楚，也会自然地有一种批判性在里面，这对一个写作者是很重要的。 环球人物：作为“边缘人”，不会觉得缺少归属感吗？ 严歌苓：一个人如果太被生活“定住”了，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太多追问，不会质疑，不会常常在脑子里思考、推翻、颠覆。而且我觉得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寄居者。像中国人现在的流动性是最大的，这种归属感又有什么用呢？我生活在这一刻，这一刻非常充实，那这一刻就是我的归属。
环球人物：现在中国文化在面向西方传播时有一个困惑，比如华语商业电影，还有一些小说，要么不顾及对方的理解能力，要么过度迎合。作为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和编剧，您觉得该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境？ 严歌苓：我想还是要自然而然。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要求自己诚实。你要问自己：这是你真正要写的吗？人在驾驭不了的时候就会被你写的东西拖跑，整个的感觉就写歪了。我现在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就是要写准，写诚实。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服帖，文字没有落地、砸实，就会缺乏说服力。 环球人物：您觉得中西文化、文学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的吗？ 严歌苓：确实很难。我们跟西方文化共享的东西少，比如宗教，他们的很多典故，甚至人名都是从宗教中来的。而中文始终停留在比较古老的形式上。还有中国人的写作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含蓄、最难传达的。 我想如果有一群中文很好的西方学者和西方翻译家，会对中西交流有帮助。一个国家强大了，文化自然会被重视，中国文学的大时代才会到来。经济地位影响政治地位，然后影响文化地位，在某一方面干着急是没有用的。 像以前老一辈作家那样体验生活 自1989年赴美，严歌苓寄居海外已20多年，这期间，她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通过影视作品改编，她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补玉山居》等作品，也渐渐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在《补玉山居》中，长年身居海外的她，以这家乡村客栈老板娘的视角，切开了中国当代社会一个光怪陆离的剖面。这类当代题材，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环球人物：在《补玉山居》之后，您还会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题材吗？ 严歌苓：当然会。我现在回国的次数比较密集，每次回来都会听到一些故事。我毕竟出国20多年了，绝大多数作品写的都是以前的事。现在我的生活又和中国社会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准备写新的东西了，但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调查研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中国的农村多住一段时间。在中国，当作家不写农民，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农民是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阶层，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半城市人。他们这种改变的状态，包括在从农村到城市流动中的一些极端情况，我都很想了解，当然这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去体验。 环球人物：像以前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讲的那样体验生活。 严歌苓：对，体验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想要写哪个地方的文章，必须要到那儿住一住。资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省力气。 环球人物：《补玉山居》读起来比较轻松，而您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更为沉重，甚至残酷，比如您的上一部作品，描写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真实的历史一定比我写的更残酷。这些故事有多沉重，经历过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能写出来我觉得很骄傲。
环球人物：您觉得一个好故事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没有标准，什么故事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写。每个人的敏感点、诉求和境界决定他喜欢什么样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故事很多，但有时候，过一阵子我想来想去也没看出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什么，那就没写头了。故事一定要有意义，要不然就是通俗小说了。 环球人物：您久居海外，这对您的观察和写作有什么影响？ 严歌苓：我不在其中，所以没有司空见惯的东西，所有故事都让我觉得新鲜，受到刺激。有些人对中国的一些状态，比如贪腐问题，可能会司空见惯，觉得“就是这样”，但我的探究心永远不会削弱，永远都是一个很敏感的状况。 环球人物：那么您会怎么描述您眼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严歌苓：非常活跃，生命和细菌共存。可以说没有任何西方社会像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么精彩，给作家提供这么多好的素材。
环球人物：但大家普遍有一种感觉，现在无论是生于5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还是“80后”新锐作家，反映当代社会的作品都不是那么有分量。 严歌苓：虽然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可以写，但作为小说，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像新闻报道，马上就能生产出来。 我不知道长期在中国的作家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司空见惯了，触角渐渐麻木了，敏感度会消退。还有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把人养起来，成了一个“爷”，不需要再去特别勤勉地干什么。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作家，只会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写作。这就是一个行当，我们用这个行当谋生计，没有一个体制把某个人变成“爷”，变得和一般人不一样。 环球人物：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您自己会看吗？有让您觉得很离谱的改编吗？ 严歌苓：我自己不看我改编的电视剧，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另外看过之后会觉得很可怕（笑）。但电影我会看，有的看了不止一遍，像《天浴》。 我没觉得自己的作品改不得，别人会把我改砸了。有时候人家改得比我还要高明些，比如《少女小渔》。我看电影时常常会把我是原著这件事给忘了，看得非常投入（笑）。 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 身为女性作家，严歌苓作品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从《第九个寡妇》里“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苦爱一生的田苏菲、《小姨多鹤》里坚忍的多鹤、《补玉山居》中泼辣、精明的曾补玉，她们都生活在充满变迁的时代中，各具特色，但都有一种顽强、坚韧的内在生命力。 环球人物：您笔下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您会特别关注女性的命运吗？ 严歌苓：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女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也特别多，很容易得到这一类故事。
环球人物：您欣赏哪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比较坚强能干、独立自主的女人。女人如果独立，就不会被男人制造成附属品和牺牲品。 环球人物：您自己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女性。 严歌苓：我喜欢那样的人，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挺脆弱的。不过，我有个女儿，我要让她看到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能表现得很焦虑。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独立的前提下，得到别人的关爱。我是个很普通的女性，普通的家庭主妇，可能比别人更耐得住寂寞就是了。我也很喜欢吃喝玩乐，我觉得做女人挺开心的。 环球人物：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人活得并不开心。 严歌苓：现代社会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不开心，暗暗地得着抑郁症，我能感觉到。但其实，女人的很多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老拿别人的物质标准、婚姻标准来比较，别人拎个好一点的包也能成为她不幸福的原因，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焦虑。
环球人物：那您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地生活？ 严歌苓：因为我知足。我觉得不属于我的，我就不会去要那么多。我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挣来的，没有飞来横财。包括爱情也靠自己挣来。没有努力的事情，我不要求得到回报；需要我努力的，我比所有人都要勤奋。 环球人物：看得出来，您笔下的女性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您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物身上恐怕都会有一点点我自己，这样你才能“站在她的鞋子里”去理解她。因为小说家不能评判，只能剖析和展现。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人物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也就是你的代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