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定会大放光彩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河南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早期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相结合，构成了富于思辨性的哲学体系。20世纪50、60年代是其学术思想转型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主要著作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贞元之际所著书》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是主流;另一方面，产生诸多融合中外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主要有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和知识论、贺麟的新心学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虽非主流，但同样不可或缺。它们各有其特点和价值，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和解决所面临历史课题的方案。在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冯友兰是出类拔萃者。

　　冯友兰重要的哲学成就是创立了新理学。新理学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包括《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和《新知言》(1946年)六书，简称“贞元六书”。新理学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在当时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思想。新理学虽然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但它吸取的中国古代哲学并不限于儒家，还兼采了道家、佛家等。新理学面向世界，不仅吸取新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而且还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内容。它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体系宏富，别开生面，成一家之言。受时代的局限，新理学未能摆脱程朱理学的保守性，具有保守与革命的两重性。新理学自诞生以来，尽管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普遍公认(包括对它持批判者)，就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巨大而言，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新理学独领风骚，冠盖群哲，无有出其右者。以今日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视角看，新理学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新理学虽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仍能从中汲取其有价值的内容，以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版了“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上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此成名于学术界。无论从哲学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上讲，还是从内容和体系上讲，他的中国哲学史都比胡适“五四”时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大大前进了一步，是以现代的新史观和新方法撰写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有诸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1946年，冯友兰应邀到美国讲学，用英文写作了《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曾被译成英、意、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是国外学习和了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参考书。向世界介绍、传播中国哲学是冯友兰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此而言，冯友兰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真心实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写出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以别于新中国成立前著的旧著。四十年间虽有坎坷曲折，尤其是“文革”的磨难，但他矢志于中国哲学的初衷不仅不改，反而老而弥坚，视中国哲学为生命。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多年里，他在“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卷，计百万余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随着整个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冯友兰亦与时俱进，尤其在写到近现代的第六、七卷时，提出了诸多不易为时论所接受的“非常可怪之论”，达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

　　研究冯友兰，不仅要研究冯友兰的学说，而且要深入研究、体味其内涵的精神。冯友兰精神内涵丰富，其主要是爱国精神、献身哲学精神、与时俱进精神、中庸精神等。他从青年时起就有宏大的哲学志向和抱负。他不甘心于讲哲学史，讲他人之哲学，而是要讲自己的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悉心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以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尽管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一过程，中间难免有误解和波折，但他的心始终是热烈而真诚的。从这一点讲，1949年以后的冯友兰的哲学思想虽然同此以前的有联系，但两者毕竟有本质的不同。他晚年自书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是他本人精神和境界的自我写照。他深信中国古典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珍贵宝藏，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深信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还在1987年3月，他就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已经可约略地看到了，它将是以“和”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这个继续和发展将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类的大贡献。尽管笔者一向对“和”的哲学持有保留，但仍不能不佩服冯友兰确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预感,“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提出似乎证实了他的先知。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对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命”倾注了全部生命和心血。对冯友兰精神的研究应是冯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亟须加以提倡和鼓励。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界对冯友兰哲学就存在着不同的争议，对此冯友兰本人十分清醒:知我罪我者均有。其中少数学者对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和人格持有某些偏见与成见，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当然，这绝不是说冯友兰及其哲学没有缺点、不能批评。事实上，冯友兰同历史上一切哲学家一样，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若对冯友兰哲学缺乏全面的、客观的科学分析，看不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妥的。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轻视甚至否认物质利益，轻视甚至否认个性自由，严重禁锢了个人发展。冯友兰的新理学未能摆脱程朱理学的保守性，因而没有人权、个性自由的思想。他注重人的觉解，提倡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有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他夸大道德自觉，把个人完全合到社会、宇宙之中，否认个人价值和个性自由，则是明显的缺失。为此他的“境界说”在提出的当时就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中国哲学注重人生问题，注重人生修养，是为己之学，这是显著的优点;但认识论不够发展，与西方哲学相比，则成明显的不足。冯友兰强调哲学是人生的反思,旨在提高人生境界，这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点，自然有其价值，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但他对认识论的忽视则是一个缺憾。冯友兰强调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很对的，但他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则是不足。加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依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所需要的。本人提出冯友兰哲学的某些不足不在苛求先辈，而是旨在提请当代中国学界应注重这些方面的研究，以促进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化。总之，海内外学界，对冯友兰及其哲学仍将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论，这是正常的。当然在评价时要力戒成见与偏见,保持理性与科学的态度。对冯友兰哲学应同对一切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一样，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阐扬和吸取其积极成果，克服其消极方面,以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许全兴，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