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_曾山简历_曾山子女

曾山 人物经历

　　出生经历

　　1899年11月10日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白沙锦源村。父亲曾彩芹，是一位文化素质很高的清末秀才，为人道德高尚，助人为乐，他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献给村里的青少年儿童，自己创办学馆，教书育人，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母亲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淑、眉目清秀的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儿时只跟随父亲断断续续念过三、四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从事家务和农业劳动。

　　工作经历

　　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全县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冬入教导团当上士、事务长，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支部书记、吉安西区区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3月会见毛泽东、朱德，此后随红四军开展地方工作。6月被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常务委员。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被选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兼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并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参与领导赣西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领导江西苏维埃政权建设，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动员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群众，支援主力红军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11月由于，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

　　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坚持原地斗争，

　　1935年指挥机关人员和少数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活动。5月游击队失败后潜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 1961年4月1日，曾山在奥地利 1937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开展江西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部长。

　　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兼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动员大批人力物资支援前线，恢复国民经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被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逝世

　　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曾山 主要事迹

　　曾山补袜

　　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到：“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能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这袜子是我丢的，我忘本，请曾主席处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说：“认错改错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处分你呢!”。

　　“嗯嗯!”那位战士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那双袜子能给我吗?”

　　曾山笑呵呵地说：“不用了，这双袜子就归我了，你还是穿那双新袜吧!”。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大家受益匪浅。打那以后，曾山所领导的部队里从没发现丢过一寸布、一块旧手绢，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

　　烽火情缘

　　曾山驰骋沙场、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38 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当时的曾山三十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 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1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1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1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

　　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妈妈1步三回头往前走。

　　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 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曾山 人物评价

　　胡立教

　　曾山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革命业绩，尤其是他兄长般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曾山同志相识于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我们都是江西“老表”，两家仅隔几十里路。当时，他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的“父母官”，而我年纪很小，只有十多岁，是共青团员。不久，我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军特务团任团委青年委员兼宣传队长，与曾山同志的接触多起来，由于是小同乡，在接触中就更为亲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沉着坚毅、勇敢善断的长者。其实，他当时也只有三十多岁。在其后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同曾山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深深感到他那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以及勤于学习、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好好学习。

　　半面红旗见证革命坚贞

　　曾山同志早年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副对联，是曾山同志革命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革命史。

　　曾山同志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但由于生活贫困，二男二女先后夭折，留下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又都为革命牺牲了。

　　曾山同志的哥哥曾延生，在上海读大学，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江西闹革命，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万安暴动”，并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底，他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不幸于19 28年2月被捕，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曾山同志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也于1928年惨遭敌人杀害。曾山同志的父亲曾采芹，在儿子的影响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曾先后三次被捕，每次都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家庭的不幸，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曾山同志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1926年，他在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立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曾山同志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赴广州加入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革命的高潮固然能激发革命者的热情，而革命的低潮则往往更能考验革命者的意志。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山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到广昌率领一个300多人的独立团打游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我当时跟随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同曾山同志天各一方。1937年，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山同志也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我们这两个江西“老表” 才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的革命圣地再次重逢，对他留在江西的艰苦岁月才有所了解。

　　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曾山同志率领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决定突出重围，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曾山同志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分为两半，同胡海同志各执一半。他们相互约定，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重新缝合起来。他和胡海坚信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曾山同志率领部队几经恶战，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勇敢机智的曾山同志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辗转到达上海，同长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胜利后，曾山同志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牺牲了。当年留下的那半面红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个见证。

　　实事求是是工作中的最高准则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曾山同志长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实践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的模范。

　　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曾山同志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他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绩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有功劳。

　　曾山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十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曾山同志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发展生产有利。曾山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在中共赣西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肯定了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还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大量事实证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还发生了反“AB团”事件。由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党内斗争中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曾山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同志。

　　全国解放后，曾山同志在上海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领导华东财经系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山同志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办事。“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山同志处理情况，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从不匆忙表态，而是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这种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保护了干部，受到所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敬佩和赞扬。

　　曾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对党内“左” 的错误深恶痛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马虎苟同。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把曾山同志作为拉拢的对象。但是，曾山同志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决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险恶企图。后来，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预，曾山同志才被选为“九大” 中央委员。

　　曾山同志对党内“左”的错误十分痛恨，对同志却十分关心体贴。记得在“ 文化大革命”中，当我因任周总理的联络员而受到冲击时，他再三嘱咐我要当心身体，争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将去河南工作时，再次去看望曾山同志，他对自己在运动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而对我的情况却问得十分仔细，再三嘱咐我首先要把身体养好。那时候，我们常常彻夜长谈。当时，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无比痛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任劳任怨处处以大局为重

　　曾山同志曾经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

　　曾山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许多东西他本来并不熟悉，但他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不仅胜任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富于创造性。上海解放后，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高级干部，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里，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讨论问题。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曾山同志先担任组织部长，后来负责支前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岗位上，曾山同志都干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那时也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常常看到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同志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耳朵的棉帽子，脚上穿一双芦苇花编织的棉草鞋，亲自拿着小板凳，找同志谈话。曾山同志常常讲：我们组织部门，是管党员、管干部工作的，要让党员感到组织部像自己的家一样，组织部应该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我在新四军工作时，不止一次听到同志们说：曾山同志确实让党员干部感到组织部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温暖。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曾山同志任后勤部长。他一面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面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等地筹集大量经费、物资，保证了新四军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通货膨胀的影响，曾山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华中银行。那个时期，曾山同志日理万机，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在新四军负责敌伪情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找到曾山同志，请他帮助解决一些经费、物资问题，经常看到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人真是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比较困难，许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曾山同志还要作耐心的解释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山同志到了山东，负责支前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组织了大量物力、人力支援前线，以适应前线的需要。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曾山同志却组织得井井有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据统计，从1947年起到华东解放，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的农民，每年献出近四十亿斤公粮，出动民工支前队伍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以至百万人。陈毅同志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在这中间，就有曾山同志的一份功劳。

曾山同志十分顾全大局，处处以大局利益为重。在解放战争中，曾山同志主管物资供应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他不仅要负责原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而且还要负责第二野战军的物资供应，工作千头万绪。曾山同志总是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没有产生畏难情绪，把后勤物资供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前方作战部队的普遍好评。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曾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邓小平同志安排我从部队转到华东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同时也会同曾山同志筹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江苏丹阳的日子里，我和曾山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为了接管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华东解放大军从物质上包括大量的粮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山同志就是这些物资的大管家。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曾山同志和我吃饭常常是一碗面条，连菜也没有。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上海就要解放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就要来临了。

　　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说：你们共产党、解放军即使能打下大城市，也肯定管理不好大城市。毛主席针对这些谰言，教育和鼓励我们说：我们必须下好这着棋，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仅能够打下大城市，而且也一定能够管理好大城市，还更要建设好大城市。事实证明，我们实现了毛主席的光辉预言。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时，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后，部队不进民房，露宿街道，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给上海人民非常好的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管理好上海这座大城市。

　　上海解放后，曾山同志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此时，由他经手的钱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万成亿，但曾山同志仍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国民党曾经叫嚣：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曾山同志当时的工作岗位，应该说是站在第一线的。我在与曾山同志交往中，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变化，他还是那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特别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那年冬天，当时实行供给制，他穿的那件旧棉袄已经破了，许多人都劝他换一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多上海人都不会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袄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那件破棉袄实在不行了，他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为了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山同志夜以继日地操劳，生活却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楼梯上。

　　曾山同志常常教育家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人民。”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志的女儿从江西老家来到上海，他没有为女儿安排舒适的生活，而是让她到纱厂去做工。他女儿进厂不久，有人问起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说什么也不相信她是副市长的女儿。曾山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教育女儿要正确对待，帮助女儿认识到在纱厂做工是很光荣的，一定要努力做好,还特意安排女儿到远离市区的吴淞纱厂做工。

　　1952年夏天，我国实行干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同志一起回家乡探亲。我们离开江西吉安老家已经二十来年了，很想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南昌，再转车到吉安。记得就在去曾山同志家乡白沙的余家河渡船上，我们听到群众在议论，大概是他们看到了回乡探亲的我们两人，忽然议论到曾山同志。有的人说，乡亲们盼望曾山同志能回来看看;有的人发牢骚说，曾山现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记我们了，不来看我们了;有的人说，曾山还是会来看我们的，他过去是我们江西省的苏维埃主席吆!他能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作些指点多好。曾山同志听了这些议论，只好半遮着脸对我笑。这些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同志就坐在他们中间哩。

　　当天，我在曾山同志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还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还有小学生载歌载舞，搞得我很尴尬。到家后，亲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只老母鸡，有的挽了一篮鸡蛋、花生，每天吃饭要三大桌，弄得我家没法招待。我抓紧时间去一些烈军属家中看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原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烈士的家属生病，缺医少药，没有饭吃，生活十分困难，我就请当地政府先解决她眼前的困难，并让省民政厅给予定期救济。当看到我家周围的大樟树被乱砍乱伐，有的做家具、木箱，有的拿去贩卖，有的用土法熬樟油，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也穷，要想弄点钱用，只能转告当地政府去解决。

　　为了避免家乡群众的送行麻烦，我在第三天的半夜，就偷偷地回到曾山同志家里。他见到我就说：我们赶快回南昌去，争取去庐山休息几天。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刚到南昌，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便对我们说：“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要你们马上去莫干山，他已经和张云逸、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在那里等你们了。”于是，我们就离开南昌到了杭州，在莫干山上难得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那几天里，我陪曾山同志爬山、打猎，呼吸新鲜空气，看山色云海风景，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的工作汇报，还和陈老总下围棋，刘晓同志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

　　1952年夏，曾山同志因为工作需要，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商业部部长，后来又调任民政部长。在今天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 “美差”，但曾山同志依然保持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作风，一直到他逝世。其实，曾山同志的这许多美德，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曾山 家庭简介

　　父亲曾彩芹

　　曾山的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满门忠烈，浩气长存。父亲曾彩芹是农村小学教师，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主动要求中共吉安县委，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作为党的交通站，义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经中共吉安县委讨论批准曾彩芹为秘密交通站长。说秘密交通站其实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长又是交通员，样样事情都必须他亲躬，都要亲自跑腿。几年来，他不论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着灯笼，送情报，送战友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聆听革命真谛，传播革命火种，多次掩护游击队，痛打白狗子、反动民团，赢得了上级和革命群众的好评。曾彩芹曾先后三次被捕，仍为革命到处奔波送情报，化险为夷，然而不幸于1931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关押在监狱，严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党负责人，曾彩芹为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

　　哥哥曾延生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在上海读大学，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过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1925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江西闹革命，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万安暴动”，并把全家领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底，他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不幸于1928年2月被捕，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也于1928年惨遭敌人杀害。曾山同志的父亲曾采芹，在儿子的影响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曾先后三次被捕，每次都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父母生有五男二女，但由于生活贫困，二男二女先后夭折，留下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又都为革命牺牲了。

　　家庭的不幸，敌人的残暴，没有动摇曾山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1926年，他在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立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曾山同志冒着腥风血雨，毅然赴广州加入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妻子邓六金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同志。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时，刚刚做母亲的邓六金鼻子酸酸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自一人跑到野外的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出声来。数十年后邓六金对我们讲述起那段经历，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纵横地感慨：“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 “阿瘤”的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

　　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不要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呀。”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作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作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六金和曾山一贯勤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培养教育子女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儿子曾庆红

　　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男，汉族，1939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58年至1963年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1963年至1965 年解放军743部队技术员。1965年至1969年七机部二院二部六室技术员。1969年至1970年下放到广州部队赤坎基地、湖南西湖生产基地劳动。 1970年至1973年七机部二院二部技术员。1973年至1979年北京市国防工办生产处、科技处技术员。1979年至1981年国家计委办公厅秘书。 1981年至1982年国家能委办公厅副处长。1982年至1983年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工作。1983年至1984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1984年至1986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1986年至1989年上海市委副书记。1989年至1993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至1997年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7年至1999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9年至2002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2002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12月兼任)。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曾山 教育子女

　　曾山的儿女：不走后门，个个有出息

　　曾山的二儿子老二初中毕业后，曾山没有托人找关系让他继续上学，而是支持他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他对孩子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那还不一定。这是一个考验，要经得起考验。”开始，孩子上班抡大锤，回家后累得不想动。曾山一直鼓励他，要他坚持住。二儿子在工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六十年代，三儿子在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不愿在部队。我见信后，心有点软，自己悄悄找空军领导商量此事。曾山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小孩子在外面闯一闯有好处嘛!”然后，他就给三儿子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安心在部队当个合格的战士。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我的女儿和小儿子想参军，曾山对他们讲:“我赞同你们去参军，但是能不能参上军，你们自己去学校报名应征，我不能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小儿子在学校多次向军代表申请，甚至还哭过，终于在那年学校征兵中入伍了。但是，女儿参军可没那么容易，一来征女兵的名额很少，二来她眼睛近视，体检也通不过。女儿性格很要强，参不了军，就要去建设兵团。我和曾山年龄都大了，身边没什么人，本来想让女儿留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但看到小女儿要去，曾山也同意了，支持她和班里同学一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女儿在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四年“兵团战士”，她干得不错，还被评为“兵团模范”。

　　曾山教育子女：要求严格，朴实的父爱

　　曾山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也不是说没有父爱。记得老二睡觉的一张棕床，棕线松散了，不能再睡了。他买了把梭子和粗针，带上花镜，一针一线地把床修补好了。老三从部队来信，说办宣传队，要家里帮助买几支笛子。他跑到街上转了几家乐器商店，按照信上的规格要求，买好笛子，亲手包扎好，给儿子寄去。女儿在北大荒，曾山给她买了个盛衣物的箱子，一路和小儿子抬着，走了几站路抬回家。小孙子进幼儿园后，每到星期六，他总是准时到幼儿园门口，把小孙孙接回家。他对孩子们的爱也是很朴实。

　　三个孩子常年在外地工作，曾山每个月一定要给每个人写一封信，关心孩子们的思想。他给女儿的信中说:“你是在艰苦环境下，在海船上出生的。能生活到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给小儿子的信说:“我们家是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望你好好学习马列、毛主席的书，当一个好兵回来见我。”他给三儿子的信说：“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风浪锻炼，顺利时容易骄傲，困难时容易灰心。为革命事业应该有不顾一切的决心。”

　　曾山对孩子们找对象的原则是，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他的看法，就是要求孩子们不能图虚荣，找忠诚老实、能够吃苦的生活伴侣。到我们家的人都要艰苦朴素，不讲吃比穿，要求太高的，我们达不到。有革命觉悟，热爱国家热爱党，有一定文化，就可以了。孩子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们不干涉，只要他们本人愿意，性格能合得来就行。孩子们结婚时，也很简单，就是吃个团圆饭。简单朴素办事，曾山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