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Humes，2008年5月13日，早9点 透明的中国译者（一） 李继宏：“追风筝的人”的大陆译者 Bruce Humes（徐穆实）xumushi@yahoo.com “The Kite Runner” / “追风筝的人”： 为中国再包装的阿富汗童年 最初激起我好奇心的，是译者后记中一句有趣的，暗示新闻检查的话： 原书个别不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词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 那么，一个发生在阿富汗-一个在中国的世界地图上几乎没有反映的国家-的，关于友谊，背叛，以及迟到但是感人的青春期的童年故事里，究竟可能会如何不符合“中国国情”呢？我暗自蹊跷。 我发了电子邮件询问。礼貌，坦率且高效的译者李继宏先生告诉了我答案，以及更多（问答全文见下文）。 确实，官方新闻检查对“追风筝的人”做了一些奇怪的改动。这里我详细的列出了它们。但对国内读者的阅读体验影响更大的，是译者对翻译学界里所谓“本地化”的强烈倾向。 对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时会发生什么变化感到过好奇吗？请继续阅读。 调整阿富汗历史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商，新闻记者和作家所熟知的GAAP，坚持认为，出版商（应当）在出版前修改或删除各种政治上不正确的内容，否则... 李继宏告诉我，在他完成了忠实地翻译后，有几小段被“和谐”过。那么，出版商究竟添加，删除或修改了些什么呢？ 首先，举几个例子。增加/修改/删除在翻译过的中文文本中以下划线标出： "Not that it was a mystery; everyone knew the communists had no class. They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with no name. The same dogs who weren’t fit to lick my shoes before the Shorawi [Afghan term for the Soviets] came were now ordering me at gunpoint, Parchami flag on their lapels, making their little point about the fall of the bourgeoisie and acting like they were the ones with class." 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 在出版的中文版里，“共产党”和“Parchami”被删除，并均以“新政府”替代。Parchami指的是右翼亲苏联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因此，中国读者读到的是对鄙视“有钱人”的“新政府”的批评，而不是对以前苏联做后台的共产党（他们被等同于狗）的批评。 "The flea market was where you sipped green tea with almond kochas, and learned whose daughter had broken off an engagement and run off with her American boyfriend, who used to be Parchami – communist – in Kabul, and who had bought a house with under-the-table money while still on welfare. Tea, Politics and Scandal, the ingredients of an Afghan Sunday at the flea market." 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人男友私奔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枣市场的啊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对其余部分翻译准确的中文版，（却）删除了原文这里提到的“谁曾经在喀布尔是Parchami--共产党”。我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完全不提及失败的喀布尔共产党政权。也许是因为（我拿到的）汉译本草稿在这里有些模棱两可，暗示一个用黑钱买房子的“Parchami”在美国仍然领救济金。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尽管是前共产党人--的负面形象。 原书中提到1989年6月4日发生的隐秘事件的地方，在中文版里也被抹去： "That was the year that the cold war ended, the year the Berlin wall came down. It was the year of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midst of it all, Afghanistan was forgotten." 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 创造阿富汗 在28岁的年纪（！），李继宏名下已经拥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包含有10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作品表。包括萨拉杜南特（Sarah Durant）的“The Birth of Venus”（维纳斯的诞生），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rtwood)的“The Tent”（当半个神不容易）。据报道，他翻译的“追风筝的人”已经被重印17次，在中国大陆的销量超过400000本。 不可否认的是，“追风筝的人”的翻译是由一个公认的人才来进行的。而且从商业上来说，非常成功。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中国读者，有多少侯赛尼的阿富汗被重新塑造过？译者又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英文的原著。哈立德侯赛尼（Khaled Hosseini）在阿富汗长大，经历了前苏联（侵略）时代，后移民到美国。他也在在德黑兰和巴黎呆过。尽管事实上，他的母语是达里语（一种波斯语，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他仍坚持用英文写作“追风筝的人”。 但是，所有读过原著小说的人都知道，原文里象撒胡椒粉一样点缀着外来语。据我统计，书里有 125个以上的外来语单字（用斜体字标识），大约每三页一个，有些象口头禅一样在整个小说中反复出现。我不懂达里语或任何中亚或中东的语言（除了一些基本的土耳其语！），我对大多数这些外来语的语源学也没有专业了解，但我认为它们大部分在阿富汗使用广泛。那里通行多种语言，包括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但其中许多显然是阿拉伯文，特别是那些有关穆斯林的问候如“Inshallah”，或宗教用语如“Qiyamat”。 侯赛尼在原著中用斜体字标识的大多数外来语，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别： ---阿富汗特色食品（naan，pakora，Qabuli palaw，tandoor） ---日常词汇（baba，balay，jaroo，madar） ---职业/战争（Mujahedin，Shorawi，rafiq，spasseba） ---典型的阿富汗风俗/文化（laaf，namoos，Buzkashi，chapandaz） ---伊斯兰教（Mashallah，Inshallah，Koran ayat，Namaz，Zakat） 在我看来，“追风筝的人”的大部分魔力，来自于作者用这些神奇的（外来语）单词/短语所创造的，他童年的阿富汗。我相信，哈立德侯塞尼非常清楚他所做的，他有意识的在原著中插入这些单字，并在小说中多处有选择地重复其中某些：Inshallah（如真主的意），Mashallah（赞美安拉），Salaam alaykum（愿你们平安），Tashakor（谢谢你），和Shorawi（苏联）。 作者侯赛尼往往先援引用英文字母音译的阿富汗单词，并紧随其后提供英语的意译。这种方式既让读者品味到当地的语言，同时又确保平滑的阅读体验。例如： “'Inshallah,' I echoed, though the 'God willing' qualifier didn’t sound as sincere coming from my lips." 或： “'Tashakor.' Thank you." 或： "He told us one day that Islam considered drinking a terrible sin; those who drank would answer for their sin on Qiyamat, Judgement Day." 然而随着小说的推进，“定义”不再重复出现，偶尔出现的新词也不再伴随类似的明确的解释。不过一般来说，（这些词的）意思在上下文里也很明确。作者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场景的密钥。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场景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 翻译侯赛尼的阿富汗 李继宏对原书中那些更具异国风情的方面，采用的是是非常脚踏实地的翻译方法： ---在中文文本中几乎不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 ---极少使用音译，也就是使用汉字标注阿富汗语单词的发音 ---用中文里容易理解的词句来描述/意译，而不是音译或字面上翻译非英语术语 ---使用页底脚注：地名，阿富汗的历史，伊斯兰仪式，合适的地方提供英语形式 我问他为什么采用这种做法。他的回答表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受众，并有意识地塑造他的译文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认为，译者不可能同时为所有人考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考虑的）有少数的潜在穆斯林读者，或大多数的对伊斯兰文化完全不了解的潜在读者 -- 我选择了后者。有人认为音译一些外来语，包括“Inshallah”或“Salaam alaykum”，可以赋予中文版一定的'异国风情'。但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滑稽。因为本书的内容已经决定了，它对中文读者来说很异域。没有必要只是为了突出所谓的“异国风情”，再对流畅地阅读设置障碍。（摘自下文问答） 商业上来讲，这种做法奏效了。在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个得到许多译者同意，而许多读者也欣赏的做法。但这也是一个在西方正被激烈争论的做法，因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个过于“本地化”的翻译。它读起来象是就在中国本地写出来的流利的原创，而不是一个来自异国的作品。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的关于翻译史的开创性工作，“译者的隐形”中，引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的演讲，认为只有两种翻译的方法： “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作者，而是把读者引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把作者引向读者。” 简而言之，那些“引领读者”的译者通过异化文本，使“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被注意到。这么做的一个明显的方法就是在文本中点缀外语词汇。另一方面，那些“引领作者”的读者往往本地化文本，即使它变得更（为读者所）熟悉。 阿富汗语，阿富汗魂？ 在我看来，侯赛尼在他的原作中插入超过125个斜体的非英语单词，显然是为了突出“我们”（全球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和“他们”（在他们自己的“watan”或祖国的阿富汗人）。 那么，这些丰富多彩的阿富汗语汇在李继宏版的“追风筝的人”里是怎么表现的呢？应当指出的是，它们大多数都被比较准确地翻译过来，使读者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心思想，并快速地浏览下去。这造就了李继宏翻译的一个标志，所谓的“流畅”阅读。 但整体而言，李继宏倾向于避免采侯赛尼写“追风筝的人”时所采用的方法。他没有直接引用英文字母或者用中文音译，而是使用容易把握--甚至通俗的汉语口语--来表述典型的阿富汗风俗。有时，结果是如此平凡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读者可能得到的印象是，阿富汗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居民的语言，是与“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相当类似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必定与侯赛尼当初的英语受众的体验相当不同。 就翻译关于阿富汗和穆斯林传统的故事来说，李继宏并不是完全无本所依。例如，大众可以接触到的书籍里有些深入中国自己的穆斯林的家庭生活和宗教习俗。其中有些传统与人们在“追风筝的人”里读到的是一致的。 其中一本书是“Muslim Funeral”（穆斯林的葬礼）。这本流行小说写的是北京一个回族穆斯林家庭的几代人，作者是回族女作家霍达。这本书据报道在大陆售出超过100万本，并赢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细节。在中国，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以及穆斯林对长安的初次到访。书里用流利和可读性很高的汉语描述了穆斯林的习俗，比如纳马兹（namaz)祈祷（每日5次）。但霍达同时也提供了这些穆斯林用语的标准中文音译。这些标准音译也为中国许多穆斯林所熟悉的。 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比较李继宏先生和李静宜小姐（“追风筝的人”繁体中文港版和台版的译者）处理阿富汗用语的方式。 下面，我将指出一些李继宏对阿富汗用语的处理，它们是他的（翻译）“本地化”倾向的典型表现： Salaam alaykum Salaam alaykum ，或“愿你们平安”，是世界各地，包括穆斯林信徒（如中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每天都在使用的阿拉伯语问候。它在整本“追风筝的孩子”里都有出现，有时缩略为“Salaam”。 这个问候语的意义，在“穆斯林葬礼”里被解释为（我的翻译）：“这是穆斯林相遇时的相互祝福。它表达了这一事实，即穆斯林拥有共同的血统和信仰。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穆斯林所共有的表达方式;无论他们旅行到大陆或海洋的哪个角落，他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熟悉的声音，来找到自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穆斯林的葬礼”对这个短语采用了完全的中文音译，按赛俩目而来坤。 李继宏的版本，你好，一个中国人间标准的普通话问候，忽略了这个短语的起源以及穆斯林信徒对它的世界性的使用。 Mashallah 穆斯林世界和“追风筝的人”里经常使用的一个感叹词。它可以翻译成为“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李继宏的版本，“我的天啦”，没有提到安拉，而是一个不再拥有宗教内涵的中文流行感叹词。 Tashakor 达里语里的“谢谢你”。 李继宏的版本，“谢谢”，并没有暗示原来的文本是用的阿富汗语音。 Buzkashi，Chapandaz Buzkashi是阿富汗的国家体育和激情。有点像马球，但发展围绕着临时拥有一个...羊头。chapandaz是一个在buzkashi运动里竞争的熟练的骑手。他往往由有钱的靠山在背后支持。 李继宏的翻译描述了buzkashi（比武竞赛）和chapandaz（技艺精熟的骑士），但没有使用任何专业术语。这有点像描述日本的相扑摔跤...而不使用“相扑”这个词。而且也没有用脚注来解释说，buzkashi --词典和网络里的“马背叼羊”-- 是阿富汗国家体育。 Watan 阿拉伯文里意指“国家”或“家园”。 “If he [Hassan] was even alive, that is – the Shorawi [Soviets], may they rot in hell for what they did to our watan, killed so many of our young men.” 李继宏的版本，我们祖国（p199），并不是不正确。但这个词的起源在英语里不是指“国家”或“家园”;它是一个阿拉伯词汇，被阿富汗人用来在他们的战斗中表达一个近乎神圣的概念。阿富汗人民--传统上来说的穆斯林们--用这战斗摆脱苏联--一个官方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国家--的控制。对阿富汗人来说，“Watan”很可能有宗教含义，而这在李继宏的翻译里没有体现。 Burka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一从头到脚的长袍已成为阿富汗，特别是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里妇女压迫的一种象征。阿拉伯语“Burka”在“追风筝的孩子”里出现了至少3次。李继宏把它译为“长袍”。长袍是一种传统的中国长礼服或长外衣。并不含有任何类型的的头部遮盖。 另一方面，李静宜的台版和港版，对Burkade的发音做了音译（布卡），并提供了一个脚注解释说，这种服装从头覆盖到脚，只留一个开口，以利呼吸和观察。 现在：透明中国译者访谈 以下是我对“追风筝的人”的简体版译者，李继宏先生，的访谈内容。斜体为我--徐穆实--提的问题。 您是怎么掌握英语的？你最喜欢翻译哪些作者，为什么？ 我从12岁时开始学习英语，但1995年之前我学习它只是为了通过考试。（那时）我对这语言并没有真正的兴趣。那年我花了8元钱，从潮州的书店买了一本盗版的“廊桥遗梦”。这部小说改变了我对英语的态度。我开始阅读“21世纪”，一份面向中学生的英文报纸。在我所成长和受教育的农村地区，除了语法教材之外，这是我唯一可以弄到手的英文读物。 1999年9月，我开始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那里的四年里，我阅读了超过100本英语著作，主要是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著作，也有少量小说。但我浏览了系图书馆里所有的--几百期--与社会学相关的英文期刊。其中包括“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和“英国社会学”。在此期间，作为我论文草拟的一部分，我开始尝试翻译部分的英文文章。 2003年6月，我作为记者加入了上海的“东方早报”。除了对文化部门进行新闻采访和写作外，我也翻译关于国际文化事务的新闻。例如，我记得当英国诗人Benjamin Zephaniah拒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的骑士勋位时，我把他的公开信翻译成中文并登在报纸上。同年11月我被派往斯德哥尔摩报道在那里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仪式。当时我买了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库切（John Coetzee）的小说。正是这些小说真正激起我对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即使在今天库切仍然是我两个最喜欢的英语作家之一，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Vladimir Nabakov）。 2004年6月，“东方早报”和美国运通联合推出了中文版的“旅游和休闲“，我被分配到新的出版物进行采访和翻译工作。正是在这时候，一个朋友向地平线传媒推荐我翻译萨拉杜南特（Sarah Durant）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我通过了他们的翻译测试，赢得了合同。 自从2005年5月，我的中文版“维纳斯的诞生”发表以来，大陆和**出版了8部我完成的翻译作品，另外两部不久将出版。对我来说，翻译是一项我赖以谋生的工作，因此，对我来说，无论作者是克莱夫卡斯勒（Clive Cussler），哈立德侯塞尼（Khaled Hosseini），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或约翰库切（John Coetzee），都没关系。如果你坚持我说出我喜欢的作品，我会说翻译阿特伍德的“帐篷”，和库切的“慢人”是一种享受。前者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后者是由于他非常独特的风格，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件绘画或诗歌。非常简洁，但又充满了形像。 您在境外呆过多长时间？您出国留学过吗？ 两个星期。一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一星期在新加坡。两次都是出差。我从来没有留过学。 您是如何赢得翻译“追风筝的人”中文版的合同的？ 在“维纳斯的诞生”发表后，地平线传媒举行了研讨会。会上我听到一些与会者评价我的翻译为“不坏”。所以，当地平线传媒在2005年年底买下“追风筝的人”的版权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翻译它。因为我在新加坡机场翻看过这部小说，而且觉得不错，所以我同意了。 告诉我们您是如何翻译“追风筝的人”的。经过了哪些主要步骤？编辑后您有机会提出意见/建议吗？ 2005年12月我收到了一份“追风筝的人”的样本，并利用元旦和春节的假期，完成了翻译。翻译花了10天。我又花了两天修饰译文和添加脚注。因为我忙于其他工作，在我提交译稿之后，我并没有明确要求再审阅编辑后的手稿。但是，除了一些地名和几处提到共产党的地方（见上文导言），出版的版本基本上和我起草的手稿一致。据我所知，大陆出版社的编辑并不主动联系译者审阅编辑后的手稿。当然，现在我会要求（出版社）在改变我的译文之前得到我的许可。 在翻译过程中您联系过作者，哈立德侯赛尼吗？ 没有，因为这本书相当简单。整个翻译过程只用了十几天。我没有遇到任何重大问题。在我能意识到（需要）联络他之前，翻译已经完成了。 在印刷之前有多少人修改过译稿？编辑们懂英文吗？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 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间我就职地平线传媒的内容编辑。根据我的经验，翻译手稿出版前会经过4个人的审阅：副本编辑，文学部编辑主任，总经理和中国校对员。副本编辑懂英文，并有责任确保（译文）不存在语法错误或中文副本偏离原著的地方。在副本编辑检查过的草稿的基础上，如有必要，编辑主任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总经理必须保证手稿不包含任何违反法律或党的宣传条例的内容。校对员确保没有任何中文错字。 翻译前，您做过任何现场研究或背景阅读，以便更好地了解阿富汗最近的历史吗？ 在开始翻译前我没有有意识地去了解最近的阿富汗历史。不过，伴随着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背景材料的查询，我对这一历史时期有了一点了解。 您或出版社，曾经要求穆斯林，或伊斯兰专家，审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翻译吗？ 我当然没有，而且据我所知，出版社也没有。 脚注是您提供的，还是编辑们添加的？ 所有脚注都是我添加的。如果我认为某一特定的词或句子可能对读者构成（阅读）障碍，我就脚注它。 除脚注外，整个译本中只出现汉字。这意味着，没有用英文字母来标识原著中用斜体字表示的非英语。这是您的选择，还是编辑坚持只用中文？ 这是我的选择。 对您如何决定阿富汗短语和词汇的翻译，我很感兴趣。原作者在书中，象撒胡椒面那样，使用了几十个这样的短语和词汇，它们起源于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请参阅在这里的列表。其中哪些是最难翻译的，为什么？ 个人而言，我不觉得这些“追风筝的人”中的词汇很难翻译。然而严格地说，有一些特定的词汇是不可译的。在上述网站的列表里，“阿拉”是被译作“上帝”的（Allah-u-akbar, “God is great”）。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准确的翻译，因为由于不同的宗教理论和历史，“阿拉”对于中东穆斯林，和“上帝”对于美国新教徒，意义是相当不同的。事实上，（即使是）“上帝”这个词，对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不过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翻译，因为典型的读者显然并不需要了解这些微妙的差别。笼统的解释就够了。 在某些情况下，您用一种掩盖其来源的方式翻译那 些全世界穆斯林广泛使用的语汇。举例来说，问候语“Salaam alaykum”（通常译作“愿你们平安”）被译为“你好”，一个说中文的人之间的标准问候。“Inshallah”（“如真主的意”）译为“我的天”， 一个中国非穆斯林中通用的的惊叹词。即使是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如回族，维吾尔族，通常也用“Asalaam aleikum”来招呼其他信徒。你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做法？ “我认为，译者不可能同时为所有人考虑。在翻译这 本书的时候，（我可以考虑的）有少数的潜在穆斯林读者，或大多数的对伊斯兰文化完全不了解的潜在读者 -- 我选择了后者。有人认为音译一些外来语，包括“Inshallah”或“Salaam alaykum”，可以赋予中文版一定的'异国风情'。但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滑稽。因为本书的内容已经决定了，它对中文读者来说很异域。没有必要只 是为了突出所谓的“异国风情”，再对流利地阅读设置障碍。（摘自下文问答） 在书的后记里，你写道：“原书个别不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词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1）。在先前的电子邮件里，您明确表示，您忠实而完整的翻译了原文，但改动--删除或修改对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负面的描述--是后来由编辑在您的翻译文本上做的。既然删改是由出版方，而不是由您做的，您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对这种改动做解释-或道歉呢？ 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之前，我在一个报纸和杂志出版社工作了两年。我知道，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谈到共产党的句子毫无疑问地会遭到删减或更改。我在后记里写这句话的原因正是为了提醒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个隐晦的抗议。 在您看来，为什么几处提到苏联支持的喀布尔共产主义政权的地方被“和谐”了，而男性对男性的强奸场面--一个激怒了阿富汗电影观众的，令人不安的场景 -- 却被如实地翻译（保留）过来？ 在我国，政治正确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原著对阿富汗共产党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中国共产党以前的作为。出版 社担心，如果译文被不做修改地出版，政府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形式的暗讽。至于强奸场景，它触及了道德礼仪的问题。但是，当代中国社会-无论是政府或人民- 对此一虚构场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