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 豆瓣评分：8.2分 （23182人评价） 商务印书馆 《菊与刀》推荐理由 美国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文本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 ★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 ★行销100几多个国家和地区，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 ★精装珍藏版，作品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菊与刀》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2.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计，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3.日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每一句言辞都要符合礼貌。 《菊与刀》内容推荐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64年间，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销量。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问世64年间，想模仿和超越这本作品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本能做到。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一手造就了一场世界大战，另一手造就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战中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成为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又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当今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日本，是否还秉持大国情怀……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菊与刀》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其导师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尔斯（Franz Boas），鲁思受到导师的影响，一生注重原始文化的调查研究。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研究资料。1945年提交研究报告，1946年将报告改写为《菊与刀》出版 不可尽信《菊与刀》 “由于日本‘耻’文化影响深远，当今女性受性侵、羞辱后仍不敢向人倾诉，唯有透过自残方式抒发心中悲愤。”这是加在一幅画旁边的注脚，在这幅黑白相间的画中，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摆在房间内，一名少女无力地坐在地上，身体倚靠在床上，右手手腕以上满是用刀自割的血痕。 “耻文化”三个字俨然已成为日本文化最精辟的概括，深入人心，这当然得益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出色研究。她在《菊与刀》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日本人形象：出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得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体主 义”倾向，而“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在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注：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学者，解析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菊与刀》的作者） 笔者第一次接触《菊与刀》这本书，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后如痴如醉。此后又买了几个版本的译本，重读了数遍，应该算得上是迄今为止重读遍数最多的一本 书。类似百度百科描述的话：“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我曾也深以为然。 然而，当怀着这样的先入观念来到日本后，会不经意地发现：单纯地用“耻”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或日本社会之种种，虽常常有用，但并非屡试不爽，很多场合下存在解释困境。日本社会之复杂以及背后复杂的要因，恐怕绝非一个“耻”字可解。 事实上，《菊与刀》是一本杰作毫无疑问，但其写作风格却明显地是带有浓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这一研究属于美国政府的受托，其研究初衷是为美国战后占领 日本提供决策参考。经典之作的确不会过时，但如果“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不可避免地将滞后于时代，甚至有可能将犯诸多主观错误。 实际上，与其在中国、欧美等海外的备受推崇相比，日本主流学界从始至终都未打消对这本书所持的怀疑和非议。就在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大家们就曾在《民族学研究》杂志开辟特集探讨——准确地说是批判。 在这次探讨中，川岛武宜、和辻哲郎、柳田国男等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对《菊与刀》贬大于褒。川岛武宜直言本尼迪克特的分析“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 人当成了同质性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和辻哲郎则更为苛刻地称，“《菊与刀》根本不具备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是全体 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对军国主义宣传和普通日本人观念进行区别”。针对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文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文化”，柳田国男一点儿 都不以为然地强调：“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而‘耻文化’本来只限于武士阶级”。 可以说，在这些日本学界大家看来，不懂日语、从来都没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使用上错漏百出，分析视角缺乏历史维度，并且试图构建同质性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的做法并不恰当。 到了1960年代，日本学界仍认为只用“耻”来概括日本文化是不够的。比如副田义等日本学者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 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同时存在，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换句话说，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文化”仅仅是日本社会 伦理规范的“表层”。 土居健郎也对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不满，“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含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罪文化’是注重内心深处的内在行为规范，而‘耻文 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在行为规范，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界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其次，将‘罪’与‘耻’截然划分，看成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也显得过 于片面。事实上，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开始注重同欧美学界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交流。加地永郁子就专门介绍了美国学者拉米斯的研究。拉米斯在《内化的外国—— <菊与刀>再考》中几乎彻底否定了《菊与刀》的价值。拉米斯认为，《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给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因此带有政治意识 形态宣传的色彩，是为了向美国人说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宽容”，向日本人说明美国胜利是给予日本国民很大利益。为此，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所谓的文 化相对性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征服者态度。”、“和‘文化的类型'一样，与其说《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篇政治论 文。”、“本尼迪克特抽取的日本文化的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是被昭和军国主义时代强化和夸张的概念综合。” 从《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日本人形象是“菊”与“刀”极端矛盾对立、分裂的人格。然而，山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研究了战后日本人论的系谱后指 出，“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军国主义者的 考察来构筑“同质性日本人”，最终得出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虚像”。 更进一步说，当我们对日本的所谓“耻文化”充满了好奇和不解时，某种程度上或许正说明了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事实上，正如森三树三郎所言，“日本的 ‘耻文化’实际上源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这一观点与本尼迪克特本人的考察基本相同。让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耻文化”（即在乎别人评价的外在行为 规范），其实恐怕不单单可以在日本人身上可以找到影子，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日本人形象，又未尝不与鲁迅、柏 杨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有几分切合。 因此，在观察日本社会、分析日本民族性时，纵然可以将《菊与刀》作为重要的参考，但绝不可将《菊与刀》神化，归根结底《菊与刀》的考察素材和视角是 否准确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而取一些生活例子来论证《菊与刀》对“耻文化”的论证何等正确恐怕也不免显得有些勉强。更何况，日本固然不是中国，但在强调日 本社会、日本文化如何特殊之前，当时刻谨记这些所谓“特殊性”往往或多或少地含有中国因素或中国人的影子，这些因素和影子或是当代的、或为过去的“中 国”，有一些还在被我们继承，有一些则早已被我们“打碎”，消失得无影无踪。 《菊与刀》告诉我们什么？作者：奋青 来源：知乎 《菊与刀》是本讲日本文化，民族性的人文类著作。然而本书的形成以及强大的影响力使它显得如此耀眼、如此与众不同。本书作者露丝•本尼狄克特，二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后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 本尼狄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确实，作者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 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看《菊与刀》的正式内容之前，本尼迪克特首先就给我们上了有价值的一课——客观的审视世界，冷静的看待对手，摈弃简单粗暴的看待世界和历史的二分法，破除那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菊与刀》以日本皇室家徽的“菊”与象征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刀”为题，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依为命，暗含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服”等等。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 菊花和刀象征了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残忍。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而对物质的对比嗤之以鼻。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上有这样一句，“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是怎样将菊花和刀的精神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顽冥不化的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优势和力量。这种重视精神轻视物质的文化内在，使得日本在作战时常常采取异常极端的方法，凶残的对待已经放弃抵抗的普通人民。 武士的刀，就是武士的魂。为了自己所追求的武士道精神，武士可谓是“神阻杀神，佛挡灭佛”。武士刀是强大的，德川家康在历经几十年的忍辱负重之后，带领自己的手下结束了一百四十八年的战国时代，开创了近三百年的幕府统治。然而，德川地位之高时也仅是被明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整个日本的精神支柱，在于他们的天皇。什么是天皇？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整个日本的精神支柱，在于他们的天皇。什么是天皇？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不一定是权力的制高点，但是天皇在民众心中却是最神圣的存在。这种类似于图腾似的原始崇拜。 菊，代表日本民族谦逊，尚礼，好学，乐进„„象征日本人对美好的向往,其中一点就表现在名誉上,名誉在日本人看来是一项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没有了名誉，他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名誉就是人的灵魂，没有了灵魂，人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日本人在名誉受损的情况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挽回自己的名誉。他们会用尽一切方法，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下级在受到上级的侮辱时会奋不顾身的予以反击，即使这违背了等级秩序。在他们解决完与上级的矛盾后，他们才会处理自己冒犯上级的过失，甚者可能以自杀来谢罪。在日本，以自杀来挽回名誉是一种经常的做法。在日本人看来，自杀不是懦弱，而是勇气与决断的表现，方式适当的自杀能够挽回失去的名誉。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露丝的这本《菊与刀》是成功的。尽管作者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角度来看待日本，但确实系统的阐述了日本的性格、思维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日本人行为的内在依据和意识动向。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后来，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而历史也仿佛是在设定的轨道上前进。毫无疑问，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方式是有效的，最后准确预言了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和成功，而且也预言了日本政治、军事野心的死灰复燃。 《菊与刀》读后感3000字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图书。而作为一名日语专业的学生，想要对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所了解，于是便选择了《菊与刀》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在我看来，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谦和，随性的一面，同时也说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样的品质。刀则让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载着日本民族的希望与毅力，同样也代表着日本民族好战的一面。“菊与刀”这三个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谦虚和善，既忠贞又心存叛逆，既顺从又不愿受人摆布等等，都能体现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天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强烈的效忠对象，虽然天皇一直扮演着“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感却从未消失。正如书中所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个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受到谴责”等。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对陛下尽忠”、“让陛下为我们放心”的事，那边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求忠义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名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或许只有精神力量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即使天皇没有掌握实权，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不管自己的国家在物质上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在、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但作者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战时的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对于“恩”的理解。首先，书中提到日本人对于“皇恩”都应无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及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越是热爱，就越是感谢“皇恩”。其次，在日本看来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他们绝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会主动帮助陌生人，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习惯。日本人他们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最后，日本社会所讲的“报恩”和“雪耻”的概念在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工作”也是要报答的情义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极端敬业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对不起工作给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对你的领导做到尊重与服从，这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要求的。“雪耻”是对自己名誉的洗礼，当名誉蒙羞时，如果不报复、不洗刷罪名就对不起自己的名誉。 对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 每一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诚”、“仁义”、“孝顺”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践行着繁复的礼仪，并且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对人，和歌、俳句也体现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温和谦让的一面。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与忠”认为是无条件的。书中写到：在中国，比忠和孝两种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与否，完全是取决于仁与不仁的。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日本并没有一种“极端的权威主义”。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往往热血而冲动，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训练、为了练习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顺从”文化是极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温顺接受美国的改造计划时他们的心理绝对不是“韬光养晦”，反而是真诚的反思自己的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