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底层生涯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黄仁宇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黄仁宇的《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黄仁宇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黄仁宇把这些经历带到了黄仁宇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黄仁宇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黄河青山》。 黄仁宇成名之作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在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印行**版，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自此黄仁宇在**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并集结成多本专书，销路都不错，可谓史学界之异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黄仁宇的论着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常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何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何以不能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而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此种说法脍炙人口，常为人津津乐道。 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着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着，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当时和时隔一年的最近，《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都举办研讨会等纪念活动，可见其作品对史学界和一般民众已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黄仁宇大历史观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大历史观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他与李约瑟称这主张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macro-history）的理论表明，时代走向这种现状，是由无数社会、物质上各条件所堆积起来的，历史舞台上那个“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我们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这在其作《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表现无遗，谓中国版图架构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所谓“大历史”，历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把历史演变放置在一个总体性的坐标上，观察其流向，而偶然性事件则相对忽略；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相信存在着“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由于“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黑格尔)，所以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在经济学方面解释，则是黄仁宇的自家体会：整个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钱怎么来、怎么用等等。而“大历史”的总体含义，无非是说，历史的演变是有原因的，而历史的整体意志，并非个人可以完全掌控的。 有学者将“大历史观”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黄仁宇盖棺定论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此由其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实则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史，是下过苦功夫的，他曾在1960年代，以两年半的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共133 册，外加29 册附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笔公 《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黄仁宇名作简介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 一、大历史不会萎缩；二、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三、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四、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五、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六、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七、 1619年的辽东战役；八、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九、 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十、 1945年的上海；十一、 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介石忌辰；十二、 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十三、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十四、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十五、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六、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十七中国的经验。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该书收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黄仁宇学术相关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黄仁宇社会评价人物评价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 名家评论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朱学勤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王泛森教授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龚鹏程教授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