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的，也许是你的思考 ——《思考，快与慢》读后感 2002年10月9日的下午，镁光灯再一次汇聚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结束了上午化学奖的公布仪式后，又一重头戏——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下午揭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猜测，街头的报刊也竞相给出了自拟的候选名单。就在各路媒体的纷纷议论之中，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耶林•诺尔比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和以色列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片欢呼和惊讶中尘埃落定。出乎太多人的预料，分享年度经济学最高荣誉的两人都不在大家预测的名单之中，他们甚至算不上是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传统学者：弗农•史密斯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而丹尼尔•卡尼曼则参与创造出了一套叫做行为经济学的崭新理论。 如果说科班出身的弗农•史密斯的获奖只是出乎人们的意料，那么丹尼尔•卡尼曼的当选则着实让不少人感到讶异了，因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一位心理学家，也是继约翰•纳什（John F. Nash）之后，再一次罕见的将万众瞩目的奖项颁发给非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就连卡尼曼自己都兴奋不已，当他在普林斯顿的校园中获悉自己成为当年的诺奖得主后激动万分，以至于失手将自己锁在了家门外，最后不得不破窗而入。 因为这个花絮，每每提起大名鼎鼎的卡尼曼总会想起这位诺奖得主“破窗而入”的有趣画面，一如他所从事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给人一种真实而富有亲和力的感受。而他所研究的领域也可以说是一次跨越学科的“破窗而入”。当代的经济学发展正在经历着一种融合与发展，经济学的视域由传统的理论研究与模型构建逐渐延展到金融实践乃至日常的经济生活，以期消除经济学界片面强调数学化、模型化的工具主义倾向。卡尼曼教授与史密斯教授的获奖，也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更加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解释力，并且越来越关注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与借鉴。“现在，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实验室里应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卡尼曼的有关决策理论。”波士顿大学的威布尔教授曾如是说。他所描述的确实是一个格外有趣的现象。 丹尼尔•卡尼曼的学术著述有许多，然而大多并未与中国读者见面。眼下新出版的这部《思考，快与慢》，则是获奖十年之后的卡尼曼第一次用通俗的语言对他所研究的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系统介绍，用他自己在序言里的话说，“这本书就像是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一样，读者对它不会感到陌生”。和许多古板严肃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同，“饮水机旁的闲谈”正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和风格。虽然是“闲谈”，却截然不同于一些快餐式的“通俗读物”，这本书谈论的依然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甚至可以说是这位经济学家数十载学术创见的集中展现，《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更是称其为“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关于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唯一杰作”。 从这本书的目录中就可看出，卡尼曼所力图塑造的是一种明朗而清晰的风格，他将全书划分为脉络明晰的五个部分，并用简洁的词汇对各个章节做了提炼与概括（这一点在英文版中尤其明显）。书的开篇，作者向我们介绍了直觉性的快思考和更为严谨的慢思考，并用系统1和系统2来概括影响人们思维活动的两大因素，用以论证的则是一张愤怒的脸和一道乘法题、是字母B与数字13、是让人不知不觉微笑的铅笔等等新奇的案例。这出“有两个人物的心理剧”详细地展现了系统2的严谨和脆弱以及系统1更为真实而复杂的种种特点——运转快速、易难为易（启发法）、依靠直觉、眼见为实、损失厌恶以及对数量不敏感等等。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依托双系统进行判断与决策的基本原理。如他所言，目的是要“引入了一套用于思考和表达思想的独特语言”。 许多学者，往往因为一篇杰出的论文便牢牢奠定了在学界的地位，《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就是一个例证。卡尼曼与毕生挚友阿莫斯（Amos Tversky）合作的这篇经典论文至今仍是社会科学著作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在书的第二部分，卡尼曼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种种研究。和那篇经典论文不同的是，他为我们设置了许多看似轻松的问题。例如请你推测甘地去世时比144岁大还是小，接着请你估计甘地去世时是多少岁；又如要我们分析案例中虚拟的琳达“是否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出纳”。通过这些面向读者的设问，卡尼曼巧妙地向我们解释了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等等由系统1引发的系统性偏差，以及代表性、熟知度与可得性对于认知和决策心理导向，揭示了为什么在具体行为中因果关系比统计学信息更具说服力，令人恍悟，继而豁然。 紧接着，卡尼曼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之上说明了直觉判断的种种局限性，使读者认识到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知晓，却低估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对有些事会产生“虚幻的确定感”，使我们变得过于自信因而产生“知道的错觉”。丰富的案例和实验依然是这一部分的主角，通过这些，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外部意见对于正确决策的重要意义，以及抵制后见之明和“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有效方法，在生动有趣的案例中一步步修正着我们对于思维习惯的固有认知，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研究的学术的风貌。 卡尼曼运用超过全书一半的篇幅去详细地刻画处在不同情境之中的人们究竟如何思考与决策，使人类非理性的认知与行为得以充分展现。经历了前面的层层铺垫，作者在《选择与风险》这一部分中向我们展示了他所从事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18世纪时，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以一个商人购买保险的决策为例解释了人是如何承担风险的，他对效用函数进行了严密的推导，认为商人会依据风险效用函数值最大化的决策决定是否购买保险以及愿意为此付出的价格。由此总结出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曾一直被微观经济学奉为圭臬。而卡尼曼却道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缺陷，通过真实的决策设问得出了人们真实而非理性的行为倾向：一是大多数人具有规避损失的心理倾向，二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三是人们对于决策的评估依赖一个中性的参照点。这正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在此之上，他探讨了经济交易公平性的度量以及决策权重和客观概率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描绘了系统1的存在是如何使人们产生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而由于系统1认定“损失”与“收益”的主观性又使人们极易产生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在面对意义相似的说法时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就这样，在系统的分析和客观的例证下，一个更加真实的心理倾向和决策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觉知人们的心理倾向如何不断地冲击着理性的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芒不知羡煞多少学者，面对采访的卡尼曼却说他“依然还是一个心理学家”。在书的最后部分，他也将焦点从前面的经济学理论引向人生与幸福这个心理学的命题。他从边沁（Jeremy Bentham）没有阐明的效用的内涵谈起，区分了关照幸福的体验效用和基于理性的决策效用，指出了过去一百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于效用就是决策效用的片面理解和对体验效用的忽视，进而通过两种效用的失谐引出了“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冲突。卡尼曼十分推崇关照幸福的体验效用，主张在对效用的研究上“回到边沁”。他一直致力于“幸福经济”的研究，并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教授一起编制了美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希望这项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于是在全书正文部分的末尾，他再一次强调了“效用”这一概念最本初的内涵，解释了幸福这一概念的包容性，提出我们必须要把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感受都考虑在内。正如卡尼曼所言：“幸福这个词并不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我们也不该将其简单地随意使用。有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们更加困惑。”两种自我同时存在的个体要如何去追求幸福，这也成为了作者在书的最后留给我们和整个社会去共同思索的命题。 可以说，卡尼曼教授的这本书确实堪称关于认知和决策的不俗之作。整本书围绕着两个系统（系统1和系统2）、两种人格（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和行为经济学中的人的概念）、两个自我（记忆自我与经验自我）展开，对现实生活进行心理学分析，继而带领读者将心理学的推论引向经济学的范畴，最后又从深入的理论分析中跳脱出来，回溯追求幸福的现实生活。合上手中的书本，仿佛经历了一种“看山还是山”的渐悟，对于平实的生活，抑或严肃的学术。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教授在其经济学大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开篇就引用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名言——“经济学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而执着于真理的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则说“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看来，经济学与生活并不遥远，而生活与幸福之间也并不存在距离，学术与生活、生活与幸福的转化或许仅仅在于以何种方式和角度去衡量和思考。 因为你的思考也许并不可靠。 因为思考，有快与慢。 |
